一段真实的汶川故事

——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
评估总结会议”上的发言

　　汶川县只有10万人口，但大地震中，就有3万多同胞伤亡，平均每3个人中就有一个受伤或死亡。

　　直到今天，那些伤口都还没有完全愈合。不过，崭新的家园已经建起来了，废墟上已经长出绿色的小草，新的希望、新的生活正在向我们走来。

　　在距离汶川县城10多公里的布瓦村里，有个藏族妇女叫马德琼，8年前我就认识她了。

　　大地震让这个贫穷的村子雪上加霜，这让我更加担心马德琼这样的群众。

　　不过，最让我意外的是，一个月之前，当我再次见到她时，她告诉我，大地震后不到一年，在政府的帮助下，她家就修好了房子，而且村里还修通了通往县城的水泥公路。如今，她去镇上，再也不用走路了，坐车只需要10分钟就可以了。她的三个儿子如今在成都等地方找到了工作。

　　她家不仅买了电视、电冰箱，还有洗衣机和太阳能热水器。

　　汶川县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就帮助老百姓修好了房子，还修了上千公里的道路。新建了20多所小学，100多所乡村卫生站和自来水站。这些设施不仅极大地改善了当地的生活状况，还将先前闭塞的村落和外部世界联系了起来。

　　2009年5月，汶川映秀镇的安子坪村村民杨建军的妻子冯群秀产下了一个女婴，杨爱玲。

　　她是震后再生育的第一个孩子，是灾区的希望。

　　大地震中，杨建军夫妇4岁的女儿杨江玲被压在废墟中再也没有醒来。

　　2008年7月25日，震后第78天，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汶川特大地震中有成员伤亡家庭再生育的决定》。

　　我们汶川县不仅很快制定了再生育应急预案，还成立了以一个副县长任组长的再生育应急领导小组。我们还做出规定，“再生育”母亲从产前检查、孕期检查、缺陷干预和分娩，不收一分钱。

　　为了帮助这家人过上好日子，2009年，政府出资8万元，为杨家搭建了一个养猪场。当年就赚了4万。后来他们还开了小茶馆和小杂货店。

　　一个月前，我再次来到了他们家。他们的新房子已经修好了，家里电器一应俱全，小家伙已经满地跑了，欢笑重新回到了这个家庭。

　　在汶川，这样的再生育家庭有289个，在政府的帮助下，他们中绝大部分都有了孩子。

　　在汶川，还有一个美丽的村落叫萝卜寨，被人叫做“云朵上的街市”。据考证，它已经有4500多年的历史。

　　然而，在汶川大地震中，这座村寨200多幢古老的黄泥建筑几乎全部损毁，还有40多个村民遇难，其中就有一个被誉为羌文化“活化石”的，年逾90岁的老释比张福连。

　　释比，是羌民族遗留至今的一大奇特原始的宗教文化现象，是羌族中最权威的文化人和知识集成者，担负着传承民族文化和语言的重要使命。

　　我们将传统民族文化的保护当成了灾后重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专门为村寨的恢复重建划拨了2000万元资金。今天，当你走进汶川，你会发现，在萝卜寨这样的村寨里，不仅建筑得到了修复，而且一些之前濒临灭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得到了保护……

　　地震后，可供人居住的土地非常有限，不少地方只能选择集中安置。

　　首先，我们找来专门的勘测和规划队伍，确定了房屋集中建设的地点和范围，然后又找来建筑设计单位，设计了10来种建筑形式，并交给老百姓。

　　至于最终选择什么样式，找哪家施工单位，用什么建筑材料，完全由老百姓自己来决定。

　　实践证明，让老百姓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把涉及他们自身利益的事情交给他们自己做主，不仅提高了重建资金的透明度，也大大加快了重建的进程。

　　这就是我所理解的人权，它们也是汶川故事的全部内涵：活着，幸福地活着，自由地活着，自主地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