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权是基本人权

纳尔·福布斯·戴维逊

英国工党上院资深议员出席北京人权论坛并致辞 (焦非 摄)

　　生命权是基本人权，生命权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不同社会对生命权的保护程度各异，即使同一社会内部，特定的情况也给保护生命权带来新问题。这些问题往往很难找到一个简单的解法。

　　将政策性问题放在一边，我想从一个更宽广的视角来看生命权——考察生命权与人类战争经验之间的关系。个体层面的生命权保护是各个社会政策制定要考虑的内容，并由对生命权的不同认知来衡量。但另一问题是，各个社会在处于战争这一极端环境时将会如何对待生命权。

　　联合国的成立堪称人类历史的一个节点。人们看到的不仅是显示侵略战争何其惨烈的各种证据，还希望搞清楚为什么侵略国在发展相对良好的情况下，推行种族屠杀和折磨政策。这显然意味着在侵略国社会，生命权被极大的无视了，而这种无视导致对其他种族的残忍态度。

　　战后,欧洲方面，德国用最真诚的态度与受害国开展国家间往来，绝不允许法西斯卷土重来。德国领导人公开并真诚地承认德国在战争期间犯下的非人道罪行，战后对本国儿童的历史教育包含了全部以德国之名实施的恐怖事实，集中营也作为对德国曾经野蛮行为的警醒被保留下来。德国采取各项措施，确保下一代负起使德国不再被法西斯主义带入歧途的责任。推动人权议程是战后新德国从法律层面保障人权的一个基础方面。

　　这些做法使德国赢得了受害国的尊重，这场战争被视为历史轨道的一次偏离。得益于深刻诚挚的反思态度，德国恢复了与被侵略国的正常交往，并持续至今。

　　发动世界范围的大规模战争被人们视作反常行为，是理性的丧失。而理性正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重要品质。通过在社会内确立法律规范，国家为这种结合创造了基础。这并不是说各国保护人权的法律在内容上或保障的实际过程中不能存在差别。有一点非常明确，要恢复与被侵略国家的正常关系，“失控国家”或侵略国必须承认曾经的错误，全面认识自己的暴行，并采取客观明确的措施表明自己忏悔的诚意。缺乏这些措施将令被侵略国家质疑该国是否真正从战争中学到了教训，是否真正认识到侵略战争行径的错误性。

　　纵观大英帝国的历史，多数时候并未表现出对人权的足够尊重。鸦片战争是英国决策史上的一段耻辱。发动侵略战争并非出于抵抗邪恶势力的需要，而是为了改善贸易。发动侵略战争来推动非法毒品交易，显然与如今的各项法规都相去甚远，也彰显了这种行为的全面错误性。

　　中英两国人民都曾受到战争带来的巨大伤害，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争，并最终击退了共同敌人。如今我们越来越看到各自的历史将如何影响两国关系，并更深刻的认识到重要的不仅是铭记历史，还有正视过错。

　　尽管我今天强调的内容可能没有突出反映人权问题，也与政府、法院的日常人权政策制定关系不大，但在我看来这关系到每一代人，站在了一个更高的角度看待问题——提醒我们侵略战争的危险，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全体人类生命权的威胁。

　　对这一问题，解决的第一步在于，曾对外侵略的国家必须从过去的行为中学到教训，以避免重蹈覆辙，并承认对被侵略国造成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