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年龄与居住地对网民的话语权力感有交叉影响
研究发现，如图1所示，年龄在18岁到42岁之间时，现在居住地的城镇化规模越大，话语权力感越高。而年龄在18岁以下和42岁以上时，现在居住地的城镇化规模越小，话语权力感越高。其中现居直辖市的被访者话语权力感随年龄的变化不大，年龄越小稍微偏高，权力感随年龄的增长而缓慢降低。而在农村、乡镇、县级市、地级市和省会城市的被访者中，权力感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减少，在26岁左右达到最低后，又随着年龄增加而急剧上升。城镇化规模越小，波动越大，农村中随着年龄变化权力感起伏最大，直辖市波动最小。
图1 年龄、现居住地与话语权力感的关系
2.在网络上积极发言的被访者话语权力感明显高于只是在网络上“潜水”的浏览者对于潜水者，话语权力感随着收入的提高而有缓慢的上升。如图2所示，收入越高，权力感也越高。对于网络的活跃参与者而言，整体的话语权力感高于潜水者，无收入时话语权力感略高，随后有些下降，月收入1500元左右的低收入群体话语权力感最低，然后随着收入的增加大幅上升。收入最高时，话语权力感最大。由于无收入群体中学生比例高达97%，收入在500元以下的学生占有93.4%，所以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网络活跃者中，无收入群体话语权力感高于收入在1000元左右的，这是由于存在学生群体的特殊情况。学生们虽然没有收入，但由于学校环境和家庭资助，并没有过多的经济困境烦恼。他们的网络话语权力感相对偏高。因此可以看出，收入是影响权力感的重要因素，收入越高，话语权也越强。
图2 收入、网络活跃程度与话语权力感的关系
3.与现实中感知相同，调查发现，曾经在网络中是意见领袖的被访者话语权的感知程度明显较高从图3可以看出，受教育程度是影响网民话语权感知的重要因素之一。曾经在网络中充当意见领袖角色的被访者，权力感随着教育程度的增加而增加，而从没有扮演过意见领袖角色的被访者，权力感则随着教育程度的增加而减少。
图3 受教育程度与是否意见领袖对话语权的影响
4.网民的互联网使用习惯与话语权的感知息息相关如图4所示，接触互联网的年数以及除工作学习外，每天使用互联网的时间对权力感有着交叉影响。使用互联网5年以上的网民，对网络的熟悉程度高，依赖程度深，网络中的话语权力感最高，并随着每天使用互联网时间的增加有缓慢上升。使用互联网3—5年的被访者变化也不大。随着接触互联网年数的减少，网络上的话语权力感则随着每天上网时间的不同而变化得越厉害。使用互联网在1年以下的被访者，变化最为激烈。其中每天上网3—5小时和5—7小时的被访者权力感最高，而使用不足1小时和使用9小时以上的权力感最低。并且，在除工作学习外，每天使用互联网3—7小时的被访者中，话语权力感最高，且基本不受使用年数的影响。
图4 互联网使用年数、每天使用时间和话语权力感的关系
根据对影响网民话语权感知的因素分析，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收入等人口学因素上的优势和对互联网使用最为熟悉和依赖度高的群体，在互联网上感知的话语权最为强烈。收入越高、接触互联网在5年以上，学历高且在互联网上非常活跃，曾充当意见领袖，每天除工作时间外，上网在3小时以上的被访者，话语权力感知度最高。这部分群体接触互联网早(5年以上，说明当时至少拥有互联网接入资源)，每天对互联网使用非常依赖，并且拥有高收入高学历，网络使用也非常活跃。他们也许并非社会精英，但也绝不是社会中的中下阶层和弱势群体。由此看出，在网络中认为实现话语权的至少是社会中不缺少基本资源的中间或中上阶层，并且是互联网的活跃使用者。这个结论印证了英尼斯的观点，每一种新媒体的出现都能打破某些群体原来拥有的垄断权，同时也使最容易接触和使用新媒体的群体获得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