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刚刚经历过3年的天灾人祸，但全国上下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大江南北响彻青年一代激昂的呐喊：“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从那时开始，波澜壮阔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入疆谋生的十数万青年农民(时称“盲流”)和大批新来的复转军人，掀起新疆开发建设史上的第三次浪潮。这一代支边青年有知识有文化，目光开阔又充满激情。历经千锤百炼，他们和地窝子里成长起来的“兵团二代”，很快成为屯垦戍边的中坚力量。
华士飞，在上海读中学时是优秀的共青团干部，17岁时咬破手指写下血书，坚决要求奔赴新疆。到了连队他从农工做起，然后是班长、排长、连长……每一步都以坚韧的行动实践着血书上的誓言，后来他成为兵团第九任司令员。中央领导与他进行就职谈话时曾感慨地说，战争年代，革命前辈有人是从奴隶到将军；和平时期，你是从农工到司令，没有献身精神是做不到的啊！
李梦桃，上海老知青，白衣灰裤，文质彬彬，但黝黑的脸膛印证着他在新疆大地经历的数十年风霜。我问他怎么取了个女孩的名字？他笑说，母亲生他的前夜梦见有仙女下凡送了个鲜桃给她。1964年，这只“桃子”和数百名知青战友坐了6天6夜火车，从大上海到了新疆兵团农六师的北塔山牧场，那年他16岁。出发前，曾为抗战中援华美军当过翻译的父亲赠他一幅字：“问舍求田，原无大志。经天纬地，方为奇才。”列车徐徐开动了，母亲泪如雨下，挥着手拼命跟着列车向前挣动，最后昏倒在人海中。到了连队，梦桃立即投入开荒劳动，3个月后衣服全烂了，人也瘦成一个黑猴。北塔山地处中蒙边境，海拔3200多米，群山壁立，气候干冷，人称“有山无树有沟无水有地无草”，全场90%以上是以放羊为生的哈萨克族牧民。上级见李梦桃做事踏实肯干，送他去学了“赤脚医生”。牧场绵延2700多平方公里，因草源稀缺，牧民的毡房和毡房相距多在10公里以上，孕妇生孩子，最远的地方骑骆驼走7天才能送到场部医院。野外放牧时，牧民喝的是山里或草沟里的水，肝炎痢疾之类的传染病发病率极高。场领导知道进山工作的任务重、生活苦，殷切地嘱咐李梦桃说：“山上的民族乡亲们缺医少药，你去了好好干，过几年再调你下来。”上海娃李梦桃点点头，背上药箱，骑马挎枪上了山。
没几天，半夜里一位哈萨克族汉子举着火把疯了一样来找他，呜哩哇啦讲了半天，梦桃一句没听懂，只好上马跟着风驰电掣跑到数十里之外的毡房。牧民的妻子难产且有癫痫症，痛得满地打滚儿。梦桃没学过接生，只能本能地紧紧抱住孕妇的头，替她擦拭嘴边不断涌出的白沫。不多时胎儿活着生下来了，母亲大流血死了。牧民还是很感激他，求他给孩子起个名字，那时天已大亮，梦桃说就叫“向阳”吧——如今“向阳”已是近40岁的汉子了。回归的山路上，想着那位死去的孕妇，李梦桃哭了又哭，他因自己没本事而深感痛苦和歉疚。那以后，他一头扎进成堆的医书，并利用所有的机会四处求教，还学会一口流利的哈萨克语。梦桃很快成了北塔山的“名医”，成了哈萨克族群众最亲的兄弟。年复一年，没节没假没黑没白，他背着药箱骑在马背上四处奔波，有求必应有叫必到，手术时只要血型符合，病人缺血他就献了血再继续治疗。出诊在外，牧民把最好的食品留给他吃，最暖的毯子留给他盖。如今走在北塔山，不时会有人叫他一声“大恩人”。1975年他和支边来的陈立玲结了婚，家安在场部，可他成年累月在山里奔忙，几个月才回一次家。风吹日晒，肤色黝黑，胡须头发老长，一进门常把女儿吓得直喊妈妈，晚上不让父亲上床睡觉，哭着拿小腿儿使劲蹬他撵他走。李梦桃只好躲到门外，等女儿睡了再回屋。
上级几次调他下山，他拒绝了。知青返城大潮开始了，他留下了。他想，人生要活得有意思更要有意义。回到上海一切要从头开始，而且自己学的那点医术在人才济济的上海完全派不上用场。但在缺医少药的北塔山，哈萨克牧民却需要他。他走了，就意味着有多少幼小或脆弱的生命会在病痛中和路途上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