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中国政府发表了《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回应世界对中国的关注。白皮书高度概括了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也深度阐发了中国和平发展的世界意义，申言“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

　　“亚洲文化论坛——10+3主题会议”的主议题是亚洲的文化艺术多样性与和谐发展。这个主议题包含着文化艺术存在的一个基本事实和一个良好愿望。文化艺术的多样性，一方面来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一方面也基于人类社会面向未来的诉求。也就是说，文化艺术的多样性不仅是一个已然的事实，而且也会是一个必然的趋向。于是，多样性的文化如何共存、共生以及共荣，就成为每一种文化都不得不正视和深思的时代课题，成为经济一体化、政治多极化时代背景中的文化抉择。当然，我们也可把“文化艺术多样性与和谐发展”这个主议题视为中国文化学者乃至中国政府的一个主张，这个主张的要义不是强调“已然存在的合理性”，而是为“未来合理性的存在”寻求共识。不久前，中国政府发表白皮书申说中国的和平发展。这个白皮书回顾了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开辟历程，提出了中国和平发展的总体目标，陈述了中国和平发展的对外方针政策，强调了中国和平发展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还申说了中国和平发展的世界意义。我们注意到，中国的和平发展以不争的事实打破了“国强必霸”的大国崛起传统模式，坚定地、持续地走着“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的道路。

　　中国和平发展的文化理念，主旨是“尊重世界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面对多元文化催生的多元价值观和人权观，中国政府“大力提倡不同文明间的对话和交流，消除意识形态偏见和隔阂”。

　　白皮书在陈述“中国和平发展的对外方针政策”时，开宗明义提出“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中国倡导并致力于同世界各国一道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为此，中国政府从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环保5个方面陈述了自己的主张，其中文化上的主张是“尊重世界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大力提倡不同文明间对话和交流，消除意识形态偏见和隔阂。”我们注意到，这个文化主张的本质是“多样性文化的对话与交流”。文化的对话与交流，不是消除特性和差异，而是消除偏见和隔阂；不是惟我独尊、妄自尊大，而是潜心向善、躬身睦邻。在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往中，中国政府一方面秉持积极有为的国际责任观，一方面奉行睦邻友好的地区合作观。“亚洲文化论坛”的举办，便是睦邻友好的地区合作的重要举措。事实上，文化的地区合作涉及政治、经济、安全、环保诸方面。中国政府一再申说不谋求地区霸权和势力范围，也一再强调通过谈判对话和友好协商解决包括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在内的各种矛盾与问题，我们的文化交往也会在这一理念中寻求互补、增进互信、扩大共识、实现共荣。

　　中华文明有两个最显著的特征：一是因生生不息而源远流长，二是因源源不断而兼收并蓄。中华文明是多元一体、自洽共荣的文明，还是“以己推人”“以人度人”的文明。

　　中华文明是亚洲文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和印度文明是亚洲历史文明两个最重要的策源地，它又和韩日文明构成当代亚洲文明重要的先遣队。由于中国在亚洲相对居中的地理位置和相对复杂的生存环境，中华文明注定要成为一种注重交往、包容差异、讲究实际、强调传承的文明。历史上有佛陀西来，有鉴真东渡，有昭君出塞，有文成入藏；近现代更有仁人志士求真索理于俄罗斯、勤工俭学于法兰西、习法通变于东瀛国、借石攻玉于美利坚……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文明具有独特的延续性、包容性和开放性。也可以说，中华文明的包容来自于它的开放，而正是这个开放中的包容才使得它生生不息、源源不断。就文明的形态特征而言，中华文明有两个互为因果的特征：一方面，它的源远流长使它善于兼收并蓄；另一方面，又是它的兼收并蓄使它更加源远流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中华文明是多元一体、自洽共荣的文明，也是辩证取舍、系统整合的文明。中华文明的这一本体特征，使它由衷地主张和谐发展并认同多元发展，也使它通过“以己推人”的“本文化中心”理念实现着“以人度人”的“文化相对主义”主张。

　　在世界文化格局中，亚洲各国文明间的共同性远远高于差异性。民为本、和为贵、兼相爱、交相利、执其中、顺其势、固其本、通其变……这些是我们对话的气场和交流的平台。

　　尽管我们包容差异、主张多元，但其实在世界文化格局中，亚洲各国文明间的共同性远远高于差异性。在许多世界史的研究者看来，欧美因其工业革命率先发生，较早具备现代性的文明；非洲、澳洲以及拉丁美洲，是部族文明遭遇殖民文化的混合物。亚洲文明的共同性在于，在遭遇西方列强之前，它有着独立发展、长久发展、和谐发展的古典文明。这种文明创造过人类历史的诸多辉煌：从宗教到哲学、从道德到伦理、从文学到戏剧、从建筑到音乐……它不为发达的强势文明所屈服，也从不歧视相对弱势的发展中的文明。亚洲文明是尊重人的尊严、保障人的权益的文明。在亚洲各国文明的共同性中，其实都不乏民为本、和为贵、兼相爱、交相利、执其中、顺其势、固其本、通其变之类的主张，而这些是我们对话的气场和交流的平台。文明是人类的创造物，确切地说，是人类适应生存、谋求发展的历史沉积物，是特定时期、特定群体的生存必需和发展轨迹。我们说亚洲各国文明的共同性远远高于差异性，正在于我们不仅曾经面对着相近的历史情境，而且当下也面临着类似的时代课题。对于生存与发展的时代课题，我们可能有不同的解题思路，可能进入不同的解题阶段，但我们需要回答的时代课题是一致的——那就是让我们的人民更幸福、生活更美好!这是举办亚洲文化论坛根本的意义所在。

　　各国文明的独特性和各国文明间的差异性，源自各国文化的历史积淀，也在当下发展道路的选择中呈现出时代张力。文化多元和文明多样性既构成了当今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社会演变发展的重要动力。

　　正视各国文明的独特性和各国文明间的差异性，是我们开展对话与交流的必要前提。但显而易见的是，对话与交流的目的在于对“独特性”的真正理解和对“差异性”的有效沟通。文化的多元是历史的产物，为相对封闭与隔绝的历史所陶塑。这种封闭与隔绝的历史导致了不同文明间的隔阂、误解甚至偏见。对于我们已身临其境的全球化时代，虽然看起来由经济生活所驱动，但科技力量正使它成为日常生活最真切的感受。如今，人的“网络化生存”作为当代人类的基本生存状态，使得置身于“统一编程”境遇中的“差异文明”，一方面为“差异比较”中出现的文明新质所诱引，一方面也为“原汁”文明出现的“比较差异”而纠结。中国古代哲人庄周曾讲述一个“混沌开窍”的寓言，“无窍”(无眼、耳、鼻、口等感觉器官)的“混沌”原本也自足自在且自娱自乐地生活着，但他的两位大神友人见“人皆有七窍”，为混沌的幸福考虑将其“日凿一窍”，结果是被“开窍”的混沌“七日而死”。其实，我们遭遇的全球化时代并不意味着强势文明“可以”或“应当”一统天下，在趋利避害的经济一体化背后，有着同样避害趋利的政治多极化。政治多极化其实并非历史文明陶塑的意识形态偏见，而是对借用经济一体化主宰、盘剥世界的某些强势文明的抵御与博弈。文化多样化作为政治多极化的一翼，必然在当下发展道路的选择中呈现出时代张力，也必然构成人类社会演变发展的重要动力。

　　亚洲各国文明间的对话和交流，不仅是当前多样性文化和谐发展的需要，而且是构筑全人类文化和睦共荣的根基。多样性文化来自文化独特性的多样，文化的自主选择与相互调适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原则。

　　中国已故学者费孝通于1997年首次提出“文化自觉”的理念，此后15年间这一理念一直成为我国文化建设与文化发展的中心话题。所谓“文化自觉”，是对置身现代境遇的历史文明的一种建设理念，它的一个重要主张是历史文明面对现代转型时的“文化自主”，也即所谓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但是，“文化自主”不是“文化自守”，不是“抱残守缺”而是在“各美其美”中扬长避短，在“美人之美”中取长补短。于是，“文化自觉”的文化建设理念还暗含着另一个重要主张，这便是费孝通提到的“文化调适”。文化的建设与发展既然包含着形态的建构和道路的选择，就不可能没有“调适”。因为任何一种文明的历史建构，在接踵而至的历史进程中都比照出正面、负面与中性的价值差异，都体现出有继承、有扬弃、有革故鼎新、有推陈出新的“文化自觉”!事实上，“文化自觉”并不以文化本身特别是不以文化传统本身为“自足”，它关涉到一种文明在时代境遇中的生机与活力，关涉到由这种文明所维系的人民的幸福意愿与发展意向。最后，笔者想以《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中的一段话来结束，即“中国基于自己几千年历史文化传统，基于对经济全球化本质的认识，对21世纪国际关系和国际安全格局变化的认识，对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认识，郑重选择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作为实现国家现代化、参与国际事务和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路径”。可以延伸的是，这三个基本认识、一个基本路径也将促进亚洲的文化共荣!

　　(本文为作者在亚洲文化论坛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