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话语体系：现实逻辑与中国问题
——“哲学与社会发展论坛•2015”会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走向全面现代化的实践之路上取得了辉煌业绩，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新问题。因此，如何破解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重建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话语体系，已然成为我国哲学界亟需解答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由此，2015年12月9日上午，由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共同主办的“哲学与社会发展论坛•2015”在北京召开。会议主题是“哲学话语体系：现实逻辑与中国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央党校原教育长郝时晋出席论坛并讲话，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兼哲学部主任韩庆祥教授致辞，哲学教研部副主任董振华教授主持会议并做会议总结。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张琳教授出席会议并作了发言。来自中央党校、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编译局、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以及全国党校系统70余人参加了会议。
中央党校原教育长、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郝时晋教授：
哲学只有直面和解决问题才能有话语权
直面问题、剖析问题、解决问题是最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路径。关于哲学话语权的问题，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哲学；二是中国问题；三是话语权。首先，哲学学科需要在改革与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哲学的特点是爱智慧，要追问事物的本质与事物发展的规律。把握了事物的本质，掌握了发展的规律，人们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就能够牢牢把握主动权。我们党历来重视哲学问题研究，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是革命建设与治国理政的看家本领。其次，哲学能否发挥应有作用，且不辱历史使命，关键要看哲学研究能否紧扣中国问题并做出回应。关注现实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解决现实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发展的秘诀。关注现实问题并不断解决现实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不断取得重大理论进步的奥秘所在。远离现实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就难以发展，也就无法指导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取得新成就，理论自信也就无从谈起。第三，能够不断直面问题并不断解决问题的哲学就一定能够在话语权的建构中发挥引领作用。话语权在本质上体现了一种精神之于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力。面对国内外多种思潮交汇交锋的复杂局势，谁来掌握话语权，怎么建设话语权，都成为我们需要加以关注的重要问题。对此，我们共同关注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的工作者如何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创新精神，努力参与到当前的伟大社会实践中进行调查研究，艰苦奋斗，努力构建出和当代中国伟大实践相称，与西方理论相媲美的哲学话语体系并拥有哲学话语权。我们不能否认，互联网和信息爆炸的普及和发展对调查研究方法的冲击，“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早已成为现实。但对实践中问题的透彻了解、深刻分析、科学决策，如果没有真正的深入调查研究和实地考察，没有一定的时间保证，没有科学分析的思考，往往会一叶障目。总之，我们的学者应深入到实践中，在直面中国问题中，把握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唯有如此，哲学才能够在话语权的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哲学也能够拥有自己的话语权。
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兼哲学教研部主任韩庆祥教授：
“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要顶天立地
1978年以来，我国哲学界，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三种研究范式。第一种是文本解读派。相当一段时间内，我们的哲学研究工作者要搞学问，首先要读文本，不读文本，那就不是搞学术。文本解读逐渐成为一种热潮。第二种研究范式是以西解马派。我们中国的专家学者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置于他们当年所在的西方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中来思考，以此来重新解释马克思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也引起大家的关注。第三种研究范式，我把它概括为“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这种研究范式在哲学界的老专家中体现的尤为明显，他们强调并注重研究中国的时代问题、现实问题。这三种研究范式在各自方面都应当给予充分肯定。其中，文本解读派通过重新解释马克思、回到马克思以正本清源，澄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误解和误读。以西解马派要求我们的哲学研究应具有世界眼光，应吸收世界先进文明成果，应把握马克思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西方元素和基因，应拓宽我们自身的研究视野，以为我们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打开一片新的空间。“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的研究范式不排斥文本解读，也不排斥以西解马，并认为它们都是“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的必经之途。但是，前两种研究多是在“空中”、在书房中搞学问，不是走出书房、站在中国的大地上搞学问。“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既要在空中，更要在地上，也就是头上要顶着星空，脚下要接着地气，既要读书本之书，也要读实践之书，既要掌握书本公式，也要掌握生活公式，既要会说教科书中的话、经典文本中的话、西方的话，更要会说面向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和中国问题的话，建构面向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和中国问题且融通中外的哲学话语体系。在今天，我认为更要强调并注重“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原因在于，只强调前两种哲学范式，往往会给哲学研究和发展带来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上篇研究有余而下篇研究不足。”我们把文本解读看成是“上篇”，把“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看作是“下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发展是在经典文本和现实逻辑的互动当中来实现的。而我们今天的研究却是“上篇”研究有余而“下篇”研究不足。第二个问题是，没有真正体现哲学的本质。从古希腊哲学到康德哲学，再到马克思哲学，我们看到哲学是发源于问题和疑惑，而问题是时代的声音。马克思所开辟的哲学道路，是面向他所在社会的现实逻辑和时代问题的。脱离了现实，脱离了问题，也就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本质。第三个问题是这样的哲学达不到时代实践和人民所要求的水平。因为这样的哲学研究是滞后的，面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实践要求和人民诉求，哲学表达不出自己的声音。马克思注重走出书房，而我们往往是呆在书房；马克思关注现实生活和实践逻辑，我们却只关注文本解读与书本逻辑；马克思的哲学是实践性的，因而他的理论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并付诸实践，而我们的哲学往往是概念性的。第四个问题是，哲学丧失了一定的话语权。改革开放以来，哲学研究在“真理标准”讨论之后就逐渐沉默，继而失去了回应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国问题的话语权。因而，我们注重“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并将其概括为四个核心概念：现实逻辑、中国问题、话语体系、哲学话语权。作为哲学工作者，我们应该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与中国问题作为首要课题，建构面向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与中国问题且融通中外的哲学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新范式新方法，继而形成一套全新的哲学话语体系。只有把这个任务完成了，我们才敢说哲学重新具有了话语权。
北京大学哲学系丰子义教授：
研究中国问题的三个关键词：全球视野、现实逻辑、内在原因
话语的权力不是自封的，也不是随意确立起来的，而是在回答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自然确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如此，它的当代的价值不是自我认定，而是在比较中之中凸显出来，并在关注现实中确立起来的。可以说，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就是不断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历史。离开了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也就封闭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道路。首先，研究中国问题要具有全球视野。所谓中国问题，一类就是作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普遍的问题，一类是中国自身特有的问题，还有一类是全球普遍面临的问题。因而，现在讲中国问题，不完全是中国的问题，而是中国面临的问题。中国面临的问题，就不光是中国性的，而且是世界性。所以，今天研究中国问题，应该有一个全球视野，有世界历史的眼光。第二，研究中国问题应当关注现实逻辑。所谓逻辑，一般分为主观逻辑和客观逻辑。主观逻辑，是指逻辑学或形式化的逻辑，而客观逻辑是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与趋向。从现实逻辑来理解和把握中国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方法论。在哲学史上，很多学者都谈到这一方法了，黑格尔很早就提到这个方法论，并讨论了现实与必然性之间的关系。后来，迪尔凯姆提出社会学是研究社会事实的，而真正的社会事实是能够反映社会本质的一些事实。回到当代中国的情况，一方面，我们要弄清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何去何从，要把握一个大趋势。另一方面，中国发展的新常态与旧常态之间的变换关系，挖掘其中的内在逻辑。第三，研究中国问题产生的内在原因。在这个中国现实逻辑的发展过程中，有些问题的产生是必然的，也就是天性中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有些问题的产生并不代表必然性，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这样一来，中国问题中的有些问题是合理的，有些不一定是合理的。由此推论，涉及社会发展的代价问题，就需要回答哪些代价是必要的，哪些是代价不必要的。从这些层面来把握，可能更有助于解决问题。
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秘书长、《理论视野》杂志社社长张琳教授：
遮蔽中国问题造成了哲学的失语
哲学在当代中国表现出一种失语，跟我们自身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我们要么把中国问题纯思辨化，要么把它西方化，这些方式遮蔽了中国问题，将它虚无化了。话语权不是自封的，而是在面对中国问题、解答中国问题当中获得的。对此，有两个方面需要去努力。第一，话语的转换问题。历史已经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进入中国就是从解决中国问题开始的，从中国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到今天的改革开放，问题不停地在转变，我们的话语体系也要发生改变。第二，语境建设问题。话语离不开语境。所谓的语境，一个是语言的语境，一个是情景的语境。我们应该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传入中国的不同途径，它们背后是不同语境的过滤。这些语境过滤如何形成了我们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对途径的反思。此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到中国以后面临一个什么样的文化环境，它和马克思所产生那样一个文化环境有什么样的差别，这些都需要进行研究。再有，我们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它是一种马克思主义，它不是一个唯一绝对的。我们在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往往忘记了对理解的反思。所以，语境建设需要对我们传入的路径进行反思，对我们的文化背景进行反思，对我们的理解进行反思。
中央党校哲学部原副主任侯才教授：
重塑主体性是拯救现代性危机的最紧迫课题
探讨当代中国哲学的话语权问题离不开哲学的一般发展特别是近代以来所开启的哲学转型这一大的历史背景。王国维在1907年曾提出“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这一著名的哲学悖论。他将“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纯粹之美学”等内容归于可爱不可信者，而将“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美学之上经验论”等内容归于可信不可爱者，表达了哲学的某种分裂及其给自己带来的“烦闷”。实际上，王国维所提出的这一悖论正是对哲学转型的一种反映：传统的形而上学因其将形上与形下、超验与经验、抽象与实证即可爱者与可信者二重化，而注定行将终结了；而如何使可爱者同时也可信，使可信者同时也可爱，即将形上与形下、超验与经验、抽象与实证等彼此贯通和统一起来，也就成为最大的世界性哲学课题。对于哲学转型已有各种不同的描述。我个人理解，其表现形式是认识重心由世界转移到人即由“实体”转移到主体，其实质、核心或内在逻辑则是由作为世界本原或最高统一性的所谓“存在”转移到主体性。黑格尔在《德国唯心主义始初系统纲领》中明确地提出“我要从自然迈向人的作品”，清晰地表明了这种哲学转型的内在逻辑。在西方，主体性原则的莅临始于笛卡尔哲学(黑格尔认为，笛卡尔哲学通过诉诸主体性，开启了一个哲学的新时代)，至费希特哲学臻于完善。尔后，则逐渐进入对主体性原则的反思乃至解构阶段。在中国，主体性的真正觉醒和确立大致始于新文化运动前后。思想家们在此期间，鲜明地提出了“人即天”(康有为)、“意自在，故我自在”(严复)、“立人”(鲁迅)、“贵我”(青年毛泽东)等主张，从而构成了认识重心由自然转移到人、由对作为世界最高统一性的“道”转移到主体自身的主要标志。在改革开放以后，通过主体性、人性、异化和人道主义以及实践唯物主义等讨论，中国哲学达到了对主体性的进一步的自我意识和理论自觉。在现阶段，应该说，这种哲学转型仍然处在过程中。哲学转型给哲学自身所带来的最大变化，是“存在”的遗落和主体性原则的统摄乃至绝对化。近代以来，伴随社会转型，在实践上人在总体上真正成为感性或经验世界的主体，在哲学理论上主体性成为现代性的根基、底蕴和主导原则，从而彻底取代了“存在”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如果说，现代性存在某种危机，从根源上或实践上说是人自身需要和欲望发生质变和恶性膨胀甚至异化的结果，那么从哲学理论上说，则是主体性原则被绝对化的结果。因此，拯救现代性危机或引领现代化顺利发展，对于当代中国哲学提出的最重大、最紧迫的课题，就是重塑主体性，或构建一种合理的主体性，并以此为基础来重构整个当代中国哲学。基于对现代性危机的警醒和反思，一些当代哲学家特别是“后现代”哲学家主张解构甚至彻底摒除主体性。但是，如果承认主体性原则是现代化的本质规定和底蕴，那么，只要现代化过程尚未终结，主体性原则的历史作用就不会终结。而且，必须明确，扬弃主体性和主客二分的真实路径存在于主体自身之内而非主体之外，因此，消除主客二分和对立、走向人与自然的统一，并不能规避和逾越主体性这一必要环节，而只有通过扬弃它才能够实现。这里所说的需要重塑或构建的合理主体性，是指能够为人自身的需要和欲望立法的主体性，也就是说，是能够体现人真正成为自身需要和欲望之主人的主体性。康德曾提出，哲学要为理性立法，成为理性的立法者。这无疑是对主体性内涵的一种深刻的揭示和界定。但是，在今天看来，这种界定或许还需要某种修正和补充：哲学不仅要为理性立法，更应为人自身的需要和欲望立法；哲学不仅要成为理性的立法者，更应成为需要和欲望的立法者。唯有如此，人才不仅能够真正成为自然和社会关系的主人，而且，也能够真正成为人自身的主人。为了重塑或构建合理的主体性，必须挖掘、汲取和借鉴中国传统哲学的相关资源。海德格尔曾断言，转变现代技术世界即拯救现代性危机“不能接受禅宗佛教或其他东方世界观发生”，而只能“求助于欧洲传统及其革新”。这无疑是彻头彻尾的欧洲中心主义，必须加以坚决的摒弃。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原院长张曙光教授：
用天人关系看待当代中国及其未来走向具有三点意义
从总体上回顾，中国近现代以来，我们中国人观念上的最大变化是关于人和世界的关系，即天人关系。这个转折意味着天人关系出现了崭新的框架。这个框架既包含着认识论，同时又具有本体论的意义。首先，天人关系或人和世界的关系可以概括为自我、他者与世界的关系。既然如此，这里就不仅仅要考察天人双方是否合一的问题，因为天和人本身也都发生了变换。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以世界历史作为思想坐标，同时也以世界市场作为坐标，就此讨论东西方关系问题，即可得出东方从属于西方、农村从属于城市的结论。应该说，在上世纪大体是这样的。但是，现在我们对这个观点也要做一点矫正。如果从天人关系或者人和世界的关系这个角度看，东西方其实是互动的。比如，随着这30多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我们拯救了西方的经济危机，我们对它有了一个很大的作用。双方其实是一个互动的。而我们过去比较看重的是西方对我们的挑战，但是我们对他们也有一些回应，只是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忽略了。第二，在天人关系中，应当确立两个原则，一个是通，一个久。所谓通，人和世界本来是相通的，天人本来是相通的，因为人是大地的，天的儿子，我们是大自然的一个造物，我们本来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此外，这里还包含着人和人相通，上下要相通，中外也要相通。只有这个通可以扩展，可以融通，才能够使这种生活方式可以延续，可以持久。近代以来，我们从传统的资源里边找到的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一个是穷变通久，一个是天下为公。这里，“通”主要是世界观，“久”主要是历史观。第三，从人类历史来看，今天我们所处的阶段，实际上是人类世界性活动的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游牧时代，人类散布于五大洲，但是彼此相对独立，来往很少。第二阶段是农业时代，人类定居下来，每个民族都有了一个自我中心的意识，继而形成了自我中心的边缘。这个中心和边缘的意识是农业时代文明的一个特征。在这个时代，游牧、农耕、商业三种文明一直有冲突。在这个冲突里面，我们中国人把握的是天人合一。但是实践证明，这个天人合一其实只有在同样实行农业生产方式的这个民族里面才有效。第三阶段是工商业时代，我们现在所处的工商业时代所形成的世界历史，所形成的全球化直接冲击了农业时代的活动模式。当然，在第三阶段现也出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主体性的过度张扬，从而导致了生态的失衡。第四，就中国来讲，用天人关系作为框架来看待当代中国及其未来走向具有三点意义。首先，中国传统的矛盾，中国自身的问题，能够找到它在现代合理的解决方式。其次，中国传统思想的文化理念真正实现有赖于我们今天的全球化和世界化。第三，在面对整个世界秩序重新安排的时候，我们的天下主义，完全可能与世界主义的观念实现互补。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郭建宁教授：
经济优势未能转化为话语优势的核心问题是缺乏核心创造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辉煌业绩，但相应的话语体系却没有跟上，经济优势没有转化为话语优势。这其中的核心问题是缺乏核心创造力。具体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话语。我们现在谈到的很多概念都是西方世界先讲过的，我们拿过来使用，所以话语体系也不能脱离西方世界。第二是理论。我们现在分析社会发展的很多理论也是源出西方，西方的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对我们的影响是巨大的，因而理论上也是受约束的。第三是教材。我们的学科教材大多是按着西方的体例编写的，因而学习与应用的根据也就必然是西方化的。那么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我觉得主要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从政治话语来看，一方面，现在有些文章写得不生动，它基本上是领导人讲话的一个复述。从学术话语来看，直面中国问题不够，文本的研究当然都是需要的，但是，有的文章过分咬文嚼字，成了文字游戏，有的随意深造概念，让人不知所云，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当代中国社会变革相去甚远。第二个问题，就是大众话语与学术含量。现在我们特别强调接地气，强调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都没有问题。但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最终取决于我们的学术水平、学术水准和学术含量。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有很多低水平重复，这也是导致我们失去话语权的一个原因。第三个问题，就是中国话语与世界话语。现在我们强调中国道路、中国话语、中国奇迹、中国经验、中国故事，还有一门中国学。但是，讲中国一定要放在整个世界的格局中，它是个性与共性，独创性与普遍性，民族性与世界性、中国话语与世界话语的统一。最后补充一点，话语是要靠人来说的，所以这个话语到底怎么样，取决于我们有没有高水平的人，取决于我们有没有世界影响的哲学家。
中央编译局原秘书长杨金海教授：
中国哲学思想一点不落后，问题是没有总结好
对于这个主题，我想分别讨论一下中国现代哲学话语体系建构的历史、现状和未来。首先，我们这个哲学话语体系建设应当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从“五四”之后开始有了一套新的话语体系，这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话语体系，包括我们今天讲的经济、政治、文化、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等这套体系，都是通过翻译研究马克思主义来的。那么这套话语体系应当讲，对中国社会发展是起了巨大作用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后，哲学上的很多概念都进了中央文件，再加上习近平总书记是学哲学、学马克思主义的，所以我认为哲学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其次，讲讲我们哲学话语体系的现状。尽管我们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还有很多困境。具体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在国内影响力还不是太大，特别是青年人，对我们这套哲学体系非常不满，不太感兴趣；另一方面，在国外影响更小。在国外，我们现在很难拿出去我们的哲学教材。其实，中国学者的思想在国际上一点也不落后，但是我们没有总结好，没有进入国际视域，没有进入到其他国家的教材。为什么会是这样？跟我们自己研究也有关系。一个就是我们综合研究不够，中西马要综合，但是这些讲的很多，落实不够。我们始终没有把中西马结合起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当代哲学体系。再一个就是缺乏世界观。没有瞄准世界发展的潮流，没有回答人类发展所面临的问题，等等。其他还有很多问题，包括我们的评价机制，教学体系等等。第三，我们的未来怎么走？我想首先一点就是要有世界眼光，要瞄准人类发展的潮流，要瞄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大目标。习近平总书记讲，能够形成一套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这个太重要了。我们要把我们目前的成果总结好，这是有可能的。再一个就是要瞄准世界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大潮流。最近习近平总书记讲了一个新观念，即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体这个概念并不是全新的，但是我们研究的不够，特别是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共同体问题是一个需要我们好好去研究的问题。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在原来这些基础框架上往前推进一步，包括我们的教材建设、教学体系，都可以往前推进一步。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邹广文教授：
中国哲学的思考不能建立在假的问题上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哲学在引领着我们的社会生活。但是，随着经济的一枝独秀，我们哲学越来越被边缘化了，所以说，今天我们思考哲学的话语权这个问题，正当其时。围绕这样一个大的话题，我想集中谈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要思考当代中国的哲学话语权，应该有一个大的时代定位。这个大的时代定位与前30年应该说不完全一样。这个大的时代定位，从中国的角度来讲，我把它定位为历史性问题的共识性承受。就是原来我们好多问题都是些历史性的，按照一个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正常展开的一种方式，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到后工业文明，从前现代化到现代化到后现代化，不管你怎么概括，你发现一个健康的成长过程，总是历史性展开的。这就带来了我们要在一种共识性这样一种结构中去求解中国发展的这样一个问题及出路，这是一个问题。从世界角度来看，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全球化的语境。今天，全球化已经成了我们老百姓的日常话语。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选项，都要面临一个全球性这样一个话语。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所发生的事情，都可能引起全世界各国的关注。因此，我们今天思考中国的问题，必须要考虑全球化。现在互联网时代的全球化是思想的大交换，人类等于共同拥有一个体外大脑在参与，每个人都在参与和感受我们的生活。第二个问题，中国问题的有效解决，必须要在中国和世界的张力当中展开。我们的中国问题必须要在这个二元张力当中去思考，如果自说自话，关起门来提出和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最后当我们面对世界的时候，会发现这些问题都是假问题。其实，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哲学无论从学术还是从现实思考，都有非常大的进步。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好多哲学的思考是建立在一些假的问题的思考之上的。我们在一些虚假的问题上浪费了太多鲜活的生命。就是我们把一些该做的问题，该面对的问题，其实我们并没有把它提出来。例如，中国的哲学越来越成为一种注解性的哲学，这恰恰与我们改革开放之初“真理标准”讨论的哲学旗帜渐行渐远。中国哲学对中国问题，既要从我们主流意识形态所延伸出的哲学问题出发，但更重要的是关注百姓民生，在中国和世界的互动中寻找真实的中国问题。
中共广西自治区委党校常务副校长胡建华教授：
基层党校要开发通俗化、大众化的哲学读本
我想结合工作实际，谈谈基层党校在哲学话语权与现实逻辑教学中得到的一些感想。首先，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突出抓好理论联系实际的宣讲。我们要根据学员的知识结构、需求特点、聚焦方向和心智模式，就这个现实逻辑和中国问题的有机结合问题进行一些探索。第二，紧紧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突出抓好最新理论成果的大众化传播。围绕着新观念、新知识、新版块，我们着重对学员近具有哲学底蕴，哲学启迪的哲学解读。尤其是对不同发展历史时期的规律性的探索，引导学员进行交流、探讨和反思。第三，紧紧围绕”五大发展理念”，突出抓好理论的提炼与支撑问题。五大发展理念，我觉得最重要的应该是创新和开放，这是学员比较关注的。如何在推进“一带一路”过程中，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真正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的三大规律，对于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进行认知，进行顶层设计和微观论证。由此，我对基层党校的相关工作提一些建议。第一，对于基层党校人员人才短缺的问题，希望上级机构强化对基层的业务指导，催生战略性合作格局。第二，强化对前沿问题的高端指导，催成智库建设。第三，强化对马列经典原著教材统筹，催生一批比较高质量的教材问世。同时，对于大众哲学的也要积极尝试，开发真正的通俗化、大众化哲学的农民读本、民营企业家读本、青年读本、民族干部读本、解放军战士读本等等。
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研室主任阮青教授：
供给侧改革需要从哲学上加以研究
哲学话语权来源于哲学对某个问题具有更加深刻的解释力，更加深邃的洞察力，更加深远的预见力，更加令人信服的说服力。近期很热闹的词是“供给侧研究”，这个概念一提出，就被当作纯经济学概念在研究，也总在基本思路，就是在“供给创造需求”还是“需求创造供给”中进行争论，这就似乎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争论。这种争论从一个阶段来看都有合理性，放到长过程中来看，就说不清楚了。经济的繁荣可能会带来哲学的贫困；经济的困顿，哲学就必须出场，必须要有话语权。什么叫“供给侧”?这决不是对一个简单的供给方面的研究。供给是一种表面的行为，也就是说，供给的基础是什么，或者用一个词，是有效供给还是无效供给?其背后更深刻的是需要。供给是为了满足需要。那么，需要主体是谁，需要主体需要什么，需要主体需要怎样满足自己的需要，需要主体如何评价自己的需要是否得到满足，需要主体用什么标准来评价自己的需要是否得到满足。这些都需要从哲学上加以研究。从理论上讲，民众的各种需要都应努力得到满足，这是政府的责任、社会的义务，也是一个社会能够得以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然而，在当代中国现实的社会发展过程中，需要的满足往往呈现出诸多的困境。人的需要是无限的、多样的、开放的，而满足需要的资源是相对有限的、稀缺的、封闭的，这种矛盾是导致当代中国政府和公众陷入深深的“需要满足困境”中的根本原因。如何走出困境？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考虑公众的实际需要和文化习俗，确定科学合理的需要满足度。在任何一个社会条件下，民众对自身需要满足的满意度与期望值之间都存在着某种差距，这是一种客观现象，甚至是一种带有规律性的现象。这种差距的存在对于调动民众的积极性、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但是，这种差距必须是在可控制的范围之内，否则就可能引发民众的不满，甚至导致社会危机。因此，在社会转型期、特别是经济发展受到来自国内外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的中国，政府在努力满足民众需要的同时，更要采取各种措施来管理和降低民众对需要满足的期望值。这一方面需要政府转变执政思维和执政方式，破除“万能政府”、“无限责任政府”的观念，从当代中国社会实际出发，制定出科学合理的发展规划；要狠刹政府消费奢靡之风，坚决制止各种铺张浪费、大讲排场等行为。另一方面，要通过正面宣传和正确引导，制定必要的规章制度有效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标准化、公益化，使民众对自己需要满足有一个相对合理的期望值，构建与国情相适应的合理的需要满足的标准。
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现代科学技术与科技哲学教研室主任王克迪教授:
知识与数据的共享是实现大同社会的首要条件
数据代替经验成为认知来源，已经越来越得到广泛认同。历史事实(特别是科学研究历史)表明，所谓经验，本质上是人们通过某些手段获得数据，例如测量。测量获得数据，然后在数据中进行筛选，进而运用归纳方法或演绎方法，在数据之间建立联系，得到科学认知或一般意义上的认知。科学的进步，某种意义上说，是获得越来越多的数据化的经验。今天，几乎除了人体自身的主观感受之外(如疼痛感)，一切客观经验实际上都是通过某种方式转换成数据，从而成我们的经验来源。数据已经是我们感受和认知外部世界的最主要来源，如果不是唯一来源的话。今天数据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科学研究领域，在大数据时代，人人都面对数据，都受到数据影响。我们来讨论一下数据影响社会(实际上是影响人)的三条主要路径。其一，是知。上 “知”是个体意义上的，但是许多人共同的“知”就具有社会意义。严格说，并不是到了大数据时代，“知”才是一个重要议题，书籍的发明、纸质和电子媒体兴起之后，都大大促进了“知”。数据时代是以网络和高速计算机以及海量存储为物质基础的，在这种新基础设施架构上，“知”变得极为方便又即时传递，每一个人的“知”可以通过网络与他人共享，“知”的含义也发生改变，“知”由知识转变成“知道”。使他人“知道”，已成为网络时代或数据时代的标志之一。从另一角度说，也更具本质意义，“知”必须通过人的认知主体才能实现。因此数据影响社会的这一路径，是通过外部数据与人的精神活动相关联的。“知”因为改变了个体的主观状态从而影响社会。网络和数据改变的不是这一影响机制，而是改变了影响的方式和范围。其二，是数据与社会既有部门和产业的结合。我理解，这就是互联网+的实质意义。这一影响的实现机制，本质上无异于前一情形，无论是部门或产业受到影响，都是供职于其中的个体的人因获得“知”而改变主观状态，从而实现社会的变化与转型。目前我国力推的互联网+和中国制造2025规划，正是运用这一影响机制。其三，数据与特定物理设施的直接互动从而形成新的产出能力，包括产出知识和物质产品。前一种情形已经在科学研究中产生过实例，如四色图定理的证明，贝尔不等式的证明，洛伦兹吸引子的发现等等。后一种情形已经初见端倪，这就是3D打印，以及方兴未艾的各类无人车辆和飞行器以及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实验。将会有更多的数据通过与机器的互动生产出物理实体的情况出现，应该说前无古人。这种数据影响社会的机制，将人从直接的生产活动中解脱出来，人的劳动，将由体力转变为主要是脑力。这种数据影响社会的方式，与前两种情形根本不同，是一种崭新的机制，它大大超出了经验，超出了认知。实际上，它完全绕过了常规的认知环节，本质上无需人的直接参与，但却可以营造出人需要的产品与服务。人类第一次面对这一新情况，在物质生产中，人不再必须直接参与生产活动之中，而由人创造的知识替代人本身。其结果，将是培育出一种全新的人类、全新的社会，他们在那个社会里生产知识，运用共享的数据从事生产满足生存与生活所需。如果说，人类将会实现大同社会，那么，知识与数据的共享将是首要条件，而知识与机器互动创造社会财富将是一种可能而现实的途径。
中央党校外国哲学教研室主任杨玉成教授：
建立社会公平制度保障体系的三条思路
罗尔斯在其名著《正义论》中详细阐发有关公平正义的两个原则。总结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有三个要点：一是权利公平；二是机会公平；三是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分配正义。从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看，我的总体判断是：当代中国社会公平正义从总体上看取得长足进步，但由于法治建设和社会建设相对滞后，公平正义方面依然存在诸多问题。首先，法治建设滞后导致对公民基本权利的维护还不够到位。没有法治，任何人的权利都得不到切实的保障。其次，由于当前我国社会建设滞后于经济发展经济，以及社会发展的顶层设计不足、系统性协调性不够，在经济和社会方面还存在诸多不公正。从单纯的经济指标看，我国经济发展离现代化已经越来越近，但我国社会发展离现代化还有较大距离，我国社会事业发展不但落后于发达国家，甚至一些指标还低于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滞后主要表现为社会建设总体投入不足、投入结构不合理，从而导致我国社会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公平性差。所以，我们必须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制度保障体系。可提出三条解决思路：(一)要完善人民民主权利保障制度。保障公平正义是政府的基本职责，主要靠政府出手(而不能主要靠市场和社会的自发运作)。那么，如何推动政府去维护公平正义或如何让政府有动力去维护公平正义？这里的关键是真正让人民“当家做主”。人民有公平正义的诉求，如果人民有真正的“当家做主”的地位，就有能力推动政府去维护公平正义。我们的公共财政支出为什么老是不能优先用于保障基本民生，为什么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制度老是“多轨制”、“碎片化”，关键就在于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地位还没有完全落实到位，老百姓的公平正义诉求不够“硬气”，还不足以成为推动政府维护公平正义的“硬”动力。所以，保障和发展人民的民主权利，巩固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地位，推动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制度建设，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保证。(二)加强法治建设，使公民基本权利方面的公正得到更加切实的保障，为社会平稳安定运行奠定坚实的基础。(三)加强经济和社会利益分配制度建设，加大社会调节力度。在这个方面，我们可以更多地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
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研室主任王晓林副教授：
中国的发展必须要避免两个极端的危险
今天的会议主题不禁使我想起英国哲学家罗素的《中国问题》。这部著作是上个世纪初，罗素到中国进行学术交流和考察之后，于1922年出版的一本关于中国的专著。其写作时假想的阅读对象是英国国民以及其他欧洲人，为帮助英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人认识中国而作。此书的立场完全是中国式的。罗素努力以一个中国人的眼光与思想境界来向欧美国家介绍他对中国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因此，在谈中国问题时，更多的是站在为中国辩护的立场上。因为，当时的中国陷入列强分割，国危民难，危机四伏，处于西方列强瓜分的危机之中。罗素出于一贯的人道主义及自由主义立场，他选择了为中国辩护的方式来写作此书。在这本书中，罗素从中西日俄四方文化比较，从中国的历史和传统，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复杂的互动关系，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等四个方面，对当时中国的问题及中国的未来作了系统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的同情与偏爱，充满了对人类文明发展走向的哲学反思。我曾经把罗素的《中国问题》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问题的论述作过较为详细的比较阅读，我惊讶地发现，他们关于中国问题的一些观点和见解，有着惊人的相似。或许罗素在时间上离我们更近，尤其是他拥有对中国的零距离接触。我觉得罗素的见解较之于马克思、恩格斯，更有针对性，也更深刻。什么是中国问题？怎样把握中国问题。十多年来，我一直不间断地思考着这个问题，就个人的理解而言，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最初，我认为中国问题的核心是农村的改造与发展问题。我来自农村，成长于农村，祖辈父辈都是农民，自然对农村就会特别关注。中学和大学时期，我很喜欢读毛泽东和鲁迅的著作。觉得这两个人把农民问题说得最为透彻。历史地看，中国革命的成功，中国改革的成功，首因都应归于对农民和农村问题的解决。你13亿之巨的人口大国，8亿多农民，没有他们的转型升级，就根本谈不上社会整体转型升级。读博士的时候，我对中国问题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当时认为主要的问题应该是社会发展机制的整合与优化问题。到中央党校工作之后，经过思考，我对中国问题又有了认识。觉得应该从哲学层面去把握中国问题的深层逻辑。我逐渐倾向于把中国发展的深层逻辑看作是在中国这个特殊的东方大国建构新型现代性的问题。我曾经发表文章比较系统地阐发了自己的这种认识。我很认同罗素的观点，经济、政治和文化对于一国的经济发展而言文化尤为重要。罗素说过：“只要文化问题能够解决，无论采用那种政治或经济制度去实现这一目的我都接受。”最后，我用罗素的一段话结束我的发言：“在未来的发展中，中国要避免两个极端的危险：第一，全盘西化，抛弃有别于他国的传统。第二，在抵制他国的侵略过程中，形成拒绝任何西方文明强烈排外的保守主义。”
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研室邓莉博士：
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建构的五个策略
近年来，话语权成为了国内学术界的热门问题，其背景有以下几点：第一，如何实现差异性共在是整个时代的共同问题，而沟通和对话是唯一的选择，话语和话语问题就必然突显出来。第二，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崛起是21世纪的国际性大事，但是我们并没有把发展优势很好地转换为话语优势。第三，在现代化、西方化、多元化、市场化、学术化乃至于传统化的各种潮流中，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被边缘化。但是中国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走出来的，因此，中国的哲学话语权问题归根到底就是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哲学话语权。话语权是说话的权利和权力的统一。在对话与沟通成为主流的当代世界，无论国家的大小、强弱都拥有平等的说话的权利，但不同话语主体的话语所拥有的话语权力却是不同的。这是因为话语权力是由两个方面决定的：一是国家实力；二是话语本身的质量，即话语的概念、逻辑、表达方式所形成的说服力。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边缘化当然有共产主义陷入低潮流和上述各种潮流挑战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话语本身的质量问题，即我们没有形成可以讲清中国故事的概念、范畴体系，也常常缺乏逻辑和适当的表达方式。结果是：在国际上我们当然有话语权利，但话语权力不够；在国内马克思主义话语拥有最大的话语权利，但实质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大众的说服力受到极大挑战。对于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建构策略，有几个思路。其一，还原：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的意识形态和主流话语，于是马克思似乎就天然有理，这种姿态并不利于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发展。真正严肃的态度是正视他者和差异性的存在。其二，划界：马克思主义只有一个，但政治和学术是两个不同的场域，作为政治话语和学术话语的马克思主义有不同的主题、问题、概念和表达方式，把两者混为一谈或者由一种话语取代另一种话语，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没有好处的。其三，对话：这是一个不可能无视他者的时代，而对话是理解和认识他者、乃至于认识自己的最好途径，要构建出既具有中国特色又能与国际接轨的话语体系来言说中国现代化、讲好中国故事，与西方话语、与中国传统话语的对话是十分重要的。其四，创新：马克思主义最大的理论特色之一就是批判，要保持一种理论的科学性，就要自己批判自己，就要进行理论创新。当然，理论创新和科技创新是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是坚守底线的创新，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标志性话语决不可随意弃用，流行的西方主导性话语不可盲目套用。其五，实践：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是纯粹的学术话语，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确认真正的学问必定是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真正的权威判决必定是来自实践的检验。只有在实践中体现对马克思主义基本价值观的现实追求，马克思主义才能有真正的话语权。
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副主任董振华教授：
四方面发力建构哲学话语权
今天上午，咱们先后有十余位专家学者进行了高水平的发言，大家就会议主题谈了自己的真知灼见，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第一，哲学话语权建构的时代背景，回答了我们为什么要建构中国的哲学话语权。主要观点有：其一，哲学话语和我们的经济地位严重不对称，中国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但是我们的哲学话语权严重滞后；其二，哲学丧失了话语权，我们存在一种失语或者自言自语，语不达意的状态；其三，中国道路、中国问题的现实需要；其四，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中国如何与世界对话，如何解决差异性共在的问题；其五，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是反映了哲学的本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和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一种现实的需要。围绕“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进行研究，有利于提升哲学话语权。
第二，哲学话语权的实质和内容，回答了什么是哲学话语权，我们要建构什么样的哲学话语权。主要观点有：其一，中国话语的全球化、普遍化和实践性，代表着我们思想的话语权；其二，哲学话语权就是要为人的欲望来立法；其三，精神的独立性，文化的主体性和理论原创性，代表着我们的话语权；其四，全球化和中国性二者的张力问题如何进行处理；其五，话语权是在解决中国问题的过程中自然获得的，而非自封的。
第三，怎样构建哲学的话语权，也就是路径问题，回答了怎么办的问题。主要观点有：其一，要坚持问题导向，要在全球视野的研究中来看待中国问题；其二，要关注现实逻辑，面向中国问题；其三，通过发展新社会主义，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其四，在吸收借鉴中西文化的精华过程中，来构建话语体系；其五，构建话语体系，要确立我们的核心的范畴，包括现实逻辑、中国问题、话语体系和哲学话语权等等；其六，通过话语创新来提升话语权的影响力，解决走出去的问题；其七，话语体系建构关键在于人，从而引出话语主体的问题。
第四，在哲学话语权构建过程中要处理好的若干重大问题。主要观点有：其一，中国问题、中国话语的个性和共性的关系问题；其二，发展与代价的关系问题，就是哪些代价是必须的，哪些代价是人为的；其三，如何面对中国问题，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其四，处理好当代中国的公平正义问题；其五，新技术革命与大数据革命如何影响社会发展的路径；其六，我们如何从哲学角度求解需求的难题；其七，在转型社会中，我们如何处理“统”和“放”的关系问题；其八，通过话语体系转化和语境建设两个路径来对我们的话语权进行建构。
(作者 王纵横 古荒 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