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记者：请问朱部长一个问题。您在介绍情况的时候谈到奥运的展览是在火炬传递的沿途城市，这个展览的情况能否详细的地介绍，包括展期、内容和位置的情况。
朱向平：这个展览原来是北京市科协做的，在去年的科技周的展览上提供了一个方案。现在我们只完成了向奥组委活动部申请评为奥运城市的重点活动，但是它是一个很好的设想，一个展览按照火炬传递的路线走，但是这个难度相当大，火炬传递很快，展览有周期，我们觉得操作有难度。另外，把这个设想交给了奥组委的活动部以后，他们同意作为奥运城市的重点活动，但是要求现在报上具体的计划，但是现在这个计划还没有报，我估计也只能跳着走，一定的周期完成三五个就差不多。具体的情况在后面跟进中告诉大家。
中央台记者：科技人力资源报告出来了，这个报告显然是很有意义的。请问科协这个报告出来之后打算怎么利用已经获得的数据，在保护的基础之上进一步的开发和利用？
王春法：报告顾问页上有冯之俊先生的名字，他劝告我们，在十七大之前就尽快把这个报告出版，这样可以提交给十七大的党代表关注和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考虑出版要慎重一点，所以没有提交和出版。今年的“两会”前他又让我们抓紧时间出版，争取成为“两会”的热点，我们还是比较慎重，重新梳理并核对了数字。我们这样打算，以此为基础，每年形成中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递增的数据。再一个，我们每年会发一个《中国科技人力资源报告》。下一本主题，《科技人力资源与区域经济发展》，具体探讨科技人力资源跟现在区域协调发展是一个什么关系，推动作用和引力作用是怎样的。这本报告给我们提供了做这种研究的基础。
中国网：请问朱部长“探月”展览什么时候举行，跟“神七”有什么样的联系？
朱向平：这个展览也是我们通过在社会力量中挑选的整合展览，这个展览是中国科普杂志社做的，由于他们在中国数字科技馆新馆中建设中承担了一部分的工作，有一个良好的合作关系，所以承担了这个展览。这个展览只涉及到探月和绕月，没有“神七”的内容。名字比较浪漫，叫做“探月交响曲”，讲一些关于月球的神话。交响曲是几个系统整合的活动。这个展览按说能够推出，原来想在中国科技馆展出，本来想按照这个计划走，但是北京科技活动周主会场想挪到中国科技馆，就把这个展览给搁置了，这个展览应该在5月份能够推出。根据我们的沟通，他们希望还是在北京做首展。这个展览还有一个模型和互动的展品和展品。
大众科技报记者：第一，关于奥运的问题。请问朱巡视员再说一说，奥运的展览囊括什么内容，时间段在哪里？第二个问题，高端继续教育的项目标准国外请顶尖的前沿科学家，他们的培训对象是谁，具体是怎么操作的？
朱向平：展览主要让公众贴近奥运，一般关于奥运科技宣传的内容在版面上体现，会有一些互动的项目，比如说一些训练器材可以让公众体验，例如划船、射箭体验。还有奥运场观众的新技术比如说透水砖和识别身份的新技术，以及鸟巢的场馆模型，因为这类展览比较受公众的欢迎，可以直接地体会到奥运。这个活动操作起来比较有难度，就算跟火炬传递贴得不那么紧密，只要巡展到足够的地方就可以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希望在今年做十站城市。
杨文志：第一，高端继续教育项目是今年按照邓楠书记的要求刚刚推出，现在正在策划准备第二季度推出来。第二，高端继续教育是针对专业人员的，比如说搞研究和工程技术的，因为培训的内容是比较尖端的，属于科研前沿一系列的进展和技巧之类的。
中国青年报记者：杨部长提到我们刚才进行的一项工作是推进学会创新的发展试点，推进这项工作的一个背景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做这种试点？第二，您提到中国计算机学会取得了初步的成果，能否介绍这个成果是什么情况？
杨文志：为什么做创新发展试点呢，我们国家从整个体制来看，政府、企业、社会三个维度来看，社会属于第三部门发展不完善，因为我们是计划经济走过来的。计划经济的时候只有政府，包括企业都在政府里，社会基本上也不是独立的。通过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知道，企业基本上已经成为社会的行为主体，但是我们的社会包括学会在内，在一定程度上还在政府体制之内，比如说科协所说的学会，管理体制有登记管理和业务主管，现在还有挂靠管理。
从学会的内部来看，办事机构很多都是从以前的计划经济跟过来的，这些人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事业单位编制，人员还是有身份的，有的是挂靠单位派过来的，有的从政府部门过来的。这些决定了我们的学会不是按照现在真正的社团的治理结构和行为方式进行，和国外比较起来差别就很大。大家了解国外的很多科技社团完全是一个第三部门，和政府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和政府购买服务的办法活动，国外对社团的人事不干预，没有业务主管都是登记管理。以法律管理为主，其他的管理基本上没有，其他的管理更多的通过税收。国外对非盈利部门在税收上给予优惠，因为盈利不能分配。国外是这样的情况。
国外在职能上也不一样，真正的第三部门好多是基于同行认可，同行评议的方式。只要同行的会员认可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做。我们国家的学会就不行，学术交流可以大胆的做，因为这方面政府不做。同行认可的其他东西包括评职称，包括学术成果的评价国外是科技社团在做，中国是政府在做，学会就做不了。现在有一部分学会在科技部的支持下开始评科技进步奖，我们也在跟人事部争取，学会把同行认可叫做“专业技术资格认证”，这种工作逐步在学会方向转移。学会从自身角度、能力角度还不具备，一方面大环境还要探索，这种情况下我们推出了学会创新发展试点。
因为有综合改革试点和专项改革试点，综合改革试点是中国计算机学会，这个学会的情况是这样的，计算机领域是发展比较快的，走在市场的前列，因为我国的科技成果转化最在是从那里开始的，我们也从他们开始探讨成为现代科技社团的样板，在政策法律允许的情况下探索学会如何独立成长，真正成为社会的第三部门。从这个角度探索做了一些试点。目前他们的试点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挂靠问题处理得比较好，办事机构的人员完全是自聘的。采取的其他方式也是按照现代科技社团设计的方式，理事会改选和换届是竞选的方式，而不是以前的学会换届都是等额推选，包括分支机构的主任委员也都是竞选，秘书长是完全聘选制。这样探索了一套比较有活力的机制。包括对计算机这种科技人员的吸引力非常强，做了很多类似刚才讲的学术活动也有论坛，他们把论坛的主办权完全交给专家，我们还在总结，他们的探索说明现代学会模式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必须有条件。
科技日报记者：关于人力资源调查的报告请问王春法部长，因为以前也有过相关的调研。这次提出“科技人力资源”的概念，并对此进行了大规模调查。这次的调查和以前的相比有什么特殊的作用？
王春法：科技工作者的概念虽然我们一直在用，相对来讲究竟哪些是科技工作者外延一直不清楚。我们在说的时候是用人事部的专业技术职称里面有五个系列，我们把他归结为科技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卫生技术人员、科学研究人员、自然科学教学人员、农业科技人员。现在社会发展很快，社会结构变化也很大，单用这五类框科技工作者是框不住的。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越来越认识到人是第一资源，这个概念绝不是我们最早提出的。大家可以看一看OECD翻译的弗拉斯迪(音)的丛书，有五本其中一本是《科技人力资源手册》，基本上我们现在采用的科技人力资源概念还是以那个为基础，结合国内的情况加了一些调整，演变而来的。这个概念第一不是新概念，第二，我们认为它有更大的包容性，能够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简本中最后一个建议就是“加强科技人力资源的统计”，现在我们的统计口径里没有科技人力资源，我们有IT人员，但全是当量测算的。对科技工作者我们没有统计，我们计划在科技人力资源方面，结合着“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目标，首先从科技人力资源的培育开发开始做这个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讲，科技人力资源的概念提出和扩散对我们这个社会重新认识科技界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比较重要的意义。
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我比较关心科技人力资源的流动问题。书上大多数关于国际性的状况调查，有没有关于我国留学归国科技人员调查报告，或者将来有没有出版类似调查报告的计划？
王春法：这方面的内容在全本里面有。在国内科技人力资源流动这块，牵扯到国外向国内的流动，也牵扯到国内向国外的流动。今后有没有做中国人力资源跨国流动的报告是我们下一步的工作，我们还在进行之中。将来出来这样的报告我们会及时向大家通报。
新京报记者：第一关于推进学会创新发展试点的问题，刚刚杨部长说，其中学会试点有一项是承接政府转移职能。除了您刚才说的评职称和资格认证，现在有没有一个学会已经有这个能力承接了具体的政府转移职能？
杨文志：承接政府转移职能是前几年就开始的工作。政府以前做的事情比较多、也比较宽，相当于“政府办社会”，社会上做的很多事情政府也做了。现在政府逐步的以公共服务为目标在退，这样，政府的很多任务学会在承担，比如说科技成果的评奖取消了部委级的科技进步奖。前两年大概有40、50个学会承担了科技成果的评奖工作，比如说部门奖由学会承担。这当时经过国务院奖励办公室批准的，也不是正式的奖励。很多学会承担的奖在领域里相当于原来的部委奖。比如说中华医学会奖励名称叫做“中华医学科技奖”，农学会叫做“中华神农奖”等等，这种把成果回归同行，由同行认可，这种方式效果非常好。
第二，对人才的评价。现在我们有13个学会在做试点，即专业资格技术认证。因为我们正在和人事部协商对下一步的试点如何做。我们基于国际上的国际互认的条件来做，世界上特别是工程领域里，工程师流动是世界范围的流动，现在很多工程师到国外承接项目，要设计图纸、要承担工程做监理必须有国际资质，我们国家的工作人员到别的国家去，得到他那个国家的同行认可。这种情况下有就工程师的国际互认，这种互认有双边的，也有多边的，世界认证的还没有，最多的是全世界15个国家的认证。我们现在很多学会比如说中国机械工程学会，他们现在采取在国际上互认的方式，从这个角度切入我们在做专业技术资格的认证，最主要是想推进国际之间的互认。这种认证和我们人事部推进的职称评定不一样，这不是终生制的，认证是几年有效，为了和国际接轨。我们跟人事部正在协商，纳入到人事部工程师职业系列改革之中，这也是政府职能转移的体现。
第三，以前政府都要出很多的技术标准、技术规程等等，现在很多学会利用学术方面的优势、专家团的优势，一方面有的学会在承担政府职能标准前端工作、后台工作，还有一些学会直接颁布国家的标准，比如前段时间中华中医药学会颁布了大概是《关于糖尿病临床治疗规程》，实际上就是一个行业的标准。这种标准是通过国标批准的标准。
新京报：学会现在没有能力自己做这个事情吗？
杨文志：实际上就是自主的，印的是“某某某学会制订、解释权属于学会”这个标准就是参考标准，不是强制标准。标准有几种，有个是强制性的必须执行，特别在安全领域，有些是建议性的参考标准，学会大量做的是参考性的标准多一些。包括专业技术资格认证也是基于社会评价的多一些，强制性的评价比如说医师评价还是归政府管。
职能转移包括政府委托下面咨询。以前咨询工作政府自己有研究机构，现在学会可以得到政府的授权做其他的咨询项目。我们还有部分学会承担政府委托监理工作，我们有一个造船学会下面有好几个总公司，总公司之间做某些课题的时候可能会有偏向，这时候国家发改委委托造船学会代表发改委监理这几家的课题，这些情况都有，还有其他的方式。政府退到位了之后，他们不能做的大量工作都可以由学会来承担。
中新社记者： 《全国县域科技工作者调查报告》数据是2004年的，《中国科技人力资源调查报告》数据是2005年的，这个数据和现实情况有没有比较大的出入？您是否考虑到这个因素。您刚才还提到今后每年都要发布这样的报告，数据滞后性这个问题你们是否考虑到？
王春法：这个问题提的非常好。其实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样的，数据统计的时候总是存在一定的滞后期。比如说美国今年发布的《科学与工程指标》2008版，它的数据也是2005年的。我们是第一本，建立一个基础数据，以后在这个基础之上逐年的更新和调整，这样会比较完善。我们也完全可以推迟一下，把数据改成2006年的，但是考虑到上一次人口普查是2004年，我们在2004年的基础上已经做了一个推算到2005年，如果我们再推算到2006年的话，相对来讲数据失真的可能性比较大一些，所以还保持了这个数据，在这个数据的基础上每年再调整和更新。国际上也是这样的通例，科技部在发布《中国科学技术报告》的时候，今年才给出2006年的数据，他给出的2006年科技人力资源的数据范围还不及我们的大。
中国环境报记者： “讲理想、比贡献”活动影响比较大了，有一些企业也在这个活动当中获得了很大的成果，比如说大连石化公司，他们的科技成果让企业增加经济效益5000万元，这种科技成功科协有没有相关的政策或者措施促进科技成果的推广，让这种成果尽快的转化为生产力？
王守东：科协在这方面没有政策措施，因为科协不是制定政策的。这次“讲、比”活动，我们和国资委和有关部委开展，希望通过开展这项活动，国家主管部门对企业的科技转化和自主创新给予更多的支持。科协主要是搭建一个为他们服务的平台，促进企业创新方面多做一些工作。
科学时报记者：高级技师已经纳入到科技人力资源的范畴，关于高级技师的报告有没有打算出版？
王春法：在我印象中，技师和高级技师在中国的数量是163万和52万左右，这个数字是人事部发布的，具体的统计调研我们还没有进行。可能下一步要做这方面的工作。现在中国科协组织人事部做“中国科技人才库”的工作，会把技能型的人才纳入其中，当然包括技师和高级技师，作为政策上标志性的事件，中国科协在召开2006年科协“七大”的时候，青岛的工人许振超当选为中国科协常委，这是很有标志性的事件，一个工人出身的高级技师跟一些大牌的科学家并肩讨论中国科技发展的问题，这本身说明中国科技发展的一个趋势和方向。从政治上来讲，他在今年的“两会”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也表明我们国家技能型人才建设队伍上我们的政策越来越宽松，举措的力度越来越大。
今天上午的发布会就到这里，感谢大家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参加我们的发布会，希望已经大家更关注我们科协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