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旭明，北京师范学院分院（今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曾在丰台第七中学、《中国教育报》工作，由总编室主任改任教育部办公厅新闻处处长。２００３年４月就任教育部办公厅副主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
 

　　我是２００３年开始做新闻发言人的，也没有你想象中的竞选和报名，就是领导提拔任命。

　　在我之前，教育部也曾有新闻发言人，但很多时候，它是个虚位，不发言或发言很少。
　　

　　从实践情况看来，新闻发言人在目前是个高风险行业。这几年我冒着挨骂、被曲解的危险，为提升大众的教育理念做了很多探索。

　　比如我感到政府有很多好的政策还没有为公众知晓，没有说足、说深、说透，我认为媒体就应该主动地大力地去宣传国家政策。媒体如果不宣传国家政策，说轻了是对政策的无知，说重了是对政府的漠视。结果传到最后成了所谓的“媒体无知论”。

　　当然，我也可以把它做得没有任何风险。那就是完全按照新闻发布内容一字不差照本宣科念出来。或者干脆和以前一样，当一个新闻发布会的主持人，根据不同的发布内容邀请负责同志介绍、回答问题。这样的局面对媒体对公众也没有好处。

　　有位国务院领导同志的讲话我很同意，他说我们现在了解到，绝大部分老百姓了解政策，不是通过会议和文件，而是通过媒体的新闻发布。

　　我一直在想，在一些新闻的发布上我没有过错，为什么媒体还有批评呢？后来我想明白了：一个是虽然我讲的没错，但受众不能理解；另一个是去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而没用文件的语言表达。

　　但这也是我有意识地追求的：如果照本宣科用我的嘴念文件，不如把文件每人复印一份，要新闻发言人干什么？我做的就是把文件的话变成我的话传达给受众。在这种转达过程中，可能出现了歧义，给我增加风险系数，但这几年下来我一点不后悔。因为这样对文件的传达效果可能更好。

　　有时候，我对现在的媒体环境很无奈。现在的媒体竞争激烈，为了市场竞争、吸引眼球，有少数媒体在做新闻的时候会远离新闻事实，哗众取宠，标题夸张，甚至是删改、编造新闻。

　　比如我刚发的那个稿子，就是针对“教育部不支持母亲节”的更正，网上都在炒这个话题。我根本没有说过类似的话。

　　我曾经参加国务院新闻办在美国的培训学习，和美国新闻发言人也有过探讨和交流。和国外的新闻发言人制度相比，我们需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还处在雏形阶段。

　　美国一个县的县长，就有十几个人组成的新闻发言人班子，某一个州的教育局长的新闻发言人和工作人员也十几个。相比之下，我们这个机构设置实在太少了，才４个人，远远不能适应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