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题目当然是受不久前“茶水发炎”事件的启发，提出这个问题自己就觉得好笑，国家各部委既然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国务院新闻办自然要对新闻发言人进行培训，内容甚至细致到举手投足，神态姿势，衣着发型，何况是发言本身？本用不着我来提出这么个弱智的问题。可是从眼下新闻发言人的发言表现来看，有的发言人的语言分明是在“发炎”，令人感觉不是滋味，这个问题其实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个好笑的问题还是有提出的必要。

　　各部委的新闻发言人大都是办公厅或者是综合部门的官员，他们应当对本部委的情况是非常熟悉的，并有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和与媒体的沟通能力，这一点用不着怀疑。然而由于他们本身是官员，因而在新闻发布会上面对媒体这个大众的代言人时，应当说普通人士是不可能参加新闻发布会和记者招待会的，发言人往往是将精心准备好的材料一读了之，有时为了表示亲和力，会回答媒体的提问，而回答的问题如果不是事先沟通好的，那就只能是答非所问。发言人不能用平和的语言回答提问和问题，往往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和语调回答，打着官腔，操着外交辞令，甚至带有敌意的情绪回答媒体提出的问题，时常指责媒体，一副大官员的派头，语言傲慢，口气严厉，对民众关心的问题用揶揄的语言和冷嘲热讽的口气回答，而对本部委及系统存在的问题则进行辩解和开脱，责任都是别人的。

　　我觉得我们各部委的新闻发言人应当学学温家宝总理回答记者的那种风度和气度。这次“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会见中外记者并回答问题时语气神态都非常和蔼。且引述二个例子：当法国世界报记者问：最近您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我想引述其中的一些话，您提到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民主并不是相互排斥的，您同时还说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还要建设100年。请问您是否意味着说中国在未来的100年都不需要民主？

　　这个提问应当说是比较尖锐的，问到了要不要民主这样的问题。温家宝总理是这样回答的：“我最近这篇文章讲述了一个道理，就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不是背离的。我说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我同时强调，世界上有2000多个民族，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们的社会历史发展不同，他们的发展水平不同，民主的形式和途径也是不相同的。这种文化的多样性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你说我的文章讲到100年不变，说是100年不要民主，这是你误解了。我是讲社会主义由不成熟到成熟，由不完善到完善，由不发达到比较发达，还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要是我们部委的新闻发言人面对记者这样的提问能这样大度平静回答吗？会不会勃然变色呢？大概很难说。

　　而最后美联社记者提出的问题更是非常尖锐和刁钻且有责难的口气，一时气氛也显得比较严肃，如果换了我们这些发言人回答，估计十有八九要生气，甚至暴跳如雷并指责记者，至少语言不那么冷静吧。那么看看温家宝总理是如何回答的吧，美联社记者问：中国在今年进行了反卫星武器的试验，尽管美国和前苏联也进行了这样的试验，但他们在最近的20年里没有再进行这样的试验。这次的试验和中国不断地加强军事力量这一事实，是否与中国倡导的和平崛起和和平发展相矛盾？这是负责任的大国的行为吗？

　　温家宝回答说，中国最近进行的空间试验，不是针对任何一个国家，也没有威胁任何一个国家，也不违反国际有关条约。中国主张和平利用太空，反对在太空搞军备竞赛。我愿在这里郑重重申，中国和平利用太空的立场是不变的。而且我还要呼吁，国际上有关国家尽早签订和平利用太空的有关文件。

　　温家宝说，我想回答你两点。第一，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96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国家，单就陆地边界，就长达22000公里，海洋边界长达18000公里。我们的军队和军事费用，无论从绝对数量还是从比例上说，在世界上都是居于后位的，不要说是发达国家了，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都超过我们。第二，近代以来，也就是说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就遭到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压迫。我们这个民族深知遭受奴役、侵略所带来的痛苦。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是真诚的。我们实行的是防卫的国防政策，我们有限的军事力量，也完全是为了维护祖国的安全、独立和主权。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完全透明的。

　　他这样的回答有理有据，温和中带有坚毅，无懈可击，让人觉得非常好，显得很有气度。

　　那么看看我们一些部委的新闻发言人是怎样回答问题的吧。这些年来我们的新闻发布会在回答问题时，时常“主动地”站在与大众对立的层面上，总是将自己的成绩极尽夸张，对存在的问题极力辩解，将责任推给别人，并在语言上伤害他人。如今年的春运火车票不再涨价本是件好事，但从铁道部的新闻发言人的口中说出来时，竟然成了评功摆好的业绩，说不上浮是惠民政策。其实本来就不应当上浮的，在大众的据理力争下终于取消了上浮，结果摇身一变竟然成了可歌可颂的惠民政策。这如同小偷偷了被害人的钱包，被众人发现后责令其归还，难道小偷归还钱包的行为竟然是对被害人的惠民行为？这能让谁听来舒心舒服？还有这次的杭州多家医院发生的将茶水中检查出炎症，卫生部的发言人不是对当前医疗卫生系统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却竟然指责媒体的做法，显然是在转移视线，为存在的问题开脱。至于教育部的发言人王旭明在发布会上的表现就更是离谱了，王明旭在2006年9月25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央政府已经拿出几百亿建立了一套资助困难学生的完整体系，而最近仍看到很多舆论在呼吁关注穷孩子怎么穷，希望社会各界伸出援助之手，这样的报道往浅的说是无知，往深的说是对国家政策的漠视。”

　　2006年王旭明在回复“两会”期间代表们反映的“上学贵”的问题时说：“人们对学费问题应当转变观念。在计划经济时代，孩子从小学上到大学花的钱很少，因为国家都给包了，但是在市场经济时代，形势已经发生变化。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已经成了家庭的一种消费，既然是消费，就要根据自己的经济、智力实力来选择。北大、清华这些优质教育资源是有限的，自然比较贵，不是所有人都消费得起的。就好比逛市场买东西，如果有钱，可以去买1 万元一套的衣服；如果没钱，就只能去小店，买100元一套的衣服穿。现在很多人不考虑自己实力如何，都想让孩子往好学校里挤，这是非理性的，也是形成‘上学贵’观念重要来由之一。”在受到广泛质疑之后，他还沾沾自喜地说虽然受到网上的批评，但没有受到教育部的批评。有没有得到表扬他没有说，估计应当得到了表扬，要不然他也不会恬不知耻地提出应将他象国宝一样地对待，他凭的是什么呢？估计就是凭的领导的“高度评价”吧？如此看来，发言人对发言的表现看重的是本部委领导的看法，而不是大众关心的事，那么他能对媒体和人们关心的问题作正面和实事求是的回答吗？他当然不是在发言，显然是在“发炎”了，这是不言而喻的。

　　本来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应起的作用是沟通的作用，是桥梁的作用，国家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是要搭建一个沟通和交流的平台，让广大人民群众知道这些部委在做了什么，做得怎样，有什么打算。而不是来听他们为自己评功摆好的。否则，建立起一个这样的制度有什么作用和必要？人民的政府应当向人民报告工作进度。媒体参加新闻发布会，不是来听先进事迹报告，更不是来接受训斥的。新闻发言人对应当告诉大众的事情没有什么必要藏藏掖掖的，应当明明白白地告知，对的确不易回答或者牵涉政策法规的问题回答不上的，可以回去汇报后通过其他方式及时回答，而不是以长官的口吻来对待媒体也就是对待大众，这是无法令人接受的。最近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的发言为何得到大家的肯定呢？我以为就是真诚面对，正如他说的：“让媒体说话，天塌不下来！”其他新闻发言人真的要好好学学。新闻发言人的作用如果变成是一个专门为本部委吹喇叭、评功摆好、文过饰非的工具，这大概与原先要求设立这个制度的初衷是相违背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