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姆•茨瓦特是荷兰乌特勒支大学法学院教授、荷兰人权研究所所长，他与他的同事们正在致力于建设世界上最大的人权研究所工作。在第七届北京人权论坛上，他认为在欧洲的启蒙运动和《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中，中国已经对世界人权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通过实现中国梦，中国应该能够做出自己的第三次重要贡献。　

　　国新网：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荷兰人权研究所的主要工作，与目前正在建设的一个跨文化人权中心的职责。

　　汤姆•茨瓦特：首先我非常乐意接受访问，我也感谢你们让我有机会介绍我的研究所，包括已经建好的跨文化人权中心。现有的这个研究所涵盖7所大学，从事将近250项研究，这使得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人权研究所。研究所中既有拥有博士学位的人才，也拥有高级顾问和官员。我跟我的中国同事和非洲同事聊天的时候，萌生了建立跨文化的人权中心的想法。我们一致认为人权问题在非洲和中国被广泛地讨论，而在欧洲和美国却很少被提及。而且欧洲和美国对非洲国家和中国的人权问题也存在很多误会。我们认为有必要迈出第一步，将我们的想法传递给北部(发达国家)的人们。我们的工作核心主要是南部(发展中国家)地区，非洲和中国，但是我们采用西方人所熟悉的方式方法来做这个研究所，这样便能保证，我们所做的研究和讨论能够引起西方和美国的重视。

　　国新网：法律并不是履行国际人权义务的唯一途径，其他的社会制度以及文化价值观也能代替法律，对于这个观点您怎么理解？

　　汤姆•茨瓦特：首先，我认为法律对于履行人权义务是非常重要的。当然，长久以来，中国在法律方面做得非常好，近年来，通过了很多相关的法律。但是除此之外，中国和非洲国家也拥有丰富的文化。他们应当运用他们的文化价值来实现人权保护。而西方国家他们只看到中国和非洲国家使用法律手段来保护人权，却没有看到使用他们丰富的文化价值和社会体制来保护人权。我们需要运用这些来更好的实现人权保护。昨天在中国政法大学的讲座上，我也提到，在中国有“关系”这个概念，这个概念不仅体现在个人关系上也运用到保护人权上。但是这些，西方国家并不知晓。我们需要把这些传递给西方国家，我们也应当运用社会体制来保障人权。

　　国新网：您认为人权理论允许某些权利获得优先地位，这种观点意味着什么？

　　汤姆•茨瓦特：中国明确地认为生存权和发展权要比其他权利更重要，但是这样的说法往往会引来西方评论家的批评。可事实上西方人也会说类似的话。比如说，你在美国，人们会告诉你言论自由比较重要，而且很多西方人也会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比社会和经济权利更重要。每个人都有权这么说。我的观点是，你可以说你认为某些权利占有优先地位。但是你需要尊重每一种权利，而不能因为你认为某种重要而去拒绝和否认另外一种。中国并没有这么做，中国只是明确了某些权利更重要，而没有否认别的权利。我认为这样的做法非常合理。

　　国新网：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您在论文中这样的观点：孔子的儒家思想作为人权主义的摇篮，对于欧洲启蒙运动中的人权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汤姆•茨瓦特：我非常乐意谈谈这个观点。欧洲的哲学家创立人权思想的时候，参考了很多中国的文本资料。西方的宗教思想里对人的看法非常消极。他们认为人生来有罪，人人都犯错。想让人们好好作为的办法就是告诉他们，“如果你不好好作为，你就会下地狱”这种想法跟孔子的儒家思想是相违背的。儒家思想认为人性本善。这样的观点极大地影响了西方的哲学家，于是他们将这些观点运用到他们思想中。我也是从其他地方借用了这个观点：我认为手足情谊和自由权是出自孔子的儒家思想。后来成为西方人权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认为中国应当为此感到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