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在国际关系上提出了并一贯执行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实行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这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提出的。中国政府在一九五四年四月在与印度政府订立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中首次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同年六月，中印总理、中缅总理先后在联合声明中重申并确认这五项原则作为国际关系的指导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比列宁提出的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有了更为具体和丰富的内容。在以后的三十多年中，中国政府一贯在对外关系中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五项原则也为愈来愈多的国家所赞同。中国政府后来还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扩大应用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关系中，因为长期的实际生活证明，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中，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但是非常必要的，而且往往也是很不容易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规定。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相违背的国际政策，是以强凌弱、以大压小、以种种名义干涉别国内政的强权政治即霸权主义，而这种国际政策在当代世界政治、经济生活中却屡见不鲜，成为威胁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主要因素。因此，中国和其他许多爱好和平的国家一样认为，迫切需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来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相适应，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与外国党(包括资产阶级政党)的关系中执行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
(十二)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贯彻到党的全部工作中。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社会实践是认识的基础、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历史的动力、对社会现象要进行阶级分析等观点，用以指导党的全部工作。我们在前面所列举的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无一不是党在实际工作中切实应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观察和解决问题的结果。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但在理论上坚持，而且坚持把它运用到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是非常突出的。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矛盾论》、《改造我们的学习》、《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以及并非专门讨论哲学问题的著作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贡献。党的历史上在毛泽东领导下进行的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克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的一次深入而广泛的思想斗争和思想教育。七十年代后期，在邓小平同志支持下进行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讨论，是为改革开放在思想上开辟道路的又一次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陈云同志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党中央，再三强调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党中央在全党和全国城乡人民中有系统地普及和深入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党在多年实践和多年教育中所形成的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传统，是党的巨大的精神财富。马克思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在中国，正进行着一场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群众(这里首先是指党的干部和党员)的空前伟大的实践。
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在这里姑且不计算在各国革命人民中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试问，世界上有什么力量能够战胜掌握了十一亿人口的马克思主义呢？
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作了哪些方面的贡献，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是一个人的能力所难于完满解答的，在一篇提纲式的论文中更难于讲好。作者在这里只是作了一个初步的尝试。文中一定有不少应说而未说或说了而未说好的地方，希望读者多予指正，同时希望全国的理论工作者能够就这个题目进行深入的、系统的研究和讨论，以及通俗的宣传。
这是胡乔木同志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七十周年所写的文章，原载于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