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目前，中国的市场机制还不成熟，因而中国的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结合的形态还不成熟，这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是很自然的。进一步说，从许多方面看，中国的社会主义关系还没有发展成熟，是同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不开的。我们已经有了社会主义制度，这使得我们取得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取得的迅速发展，是我们一切光明的前途的基础，这是第一；第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阶段，它的发展程度是由种种历史条件决定的，企图人为地强行提前它是不可能的，有害无益的。早在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就已经指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一九八七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提出了比较完备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中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从五十年代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开始，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实现为止，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这就总结了新中国建国以来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的基本经验，彻底否定了一切很快将要进入共产主义的空想，实事求是地规定了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任务。很明显，这个总结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意义，并不限于中国一国。
(十)提出和实行了保卫改革开放中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不受腐蚀和颠覆的方针。在这个方针下，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和组织上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包括反对腐败现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防止和平演变、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必须与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并重，等等。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明确地继承毛泽东防止和平演变的遗教，认定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认定对外开放的同时要防止西方资产阶级腐朽的、不健康的、反社会主义思想的渗透，要防止党内、国内种种腐败丑恶现象的死灰复燃。邓小平同志曾经多次强调在新的形势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必要性。他早在一九七九年三月就旗帜鲜明地宣布：
中央认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前提。这四项是：
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
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在这以后，邓小平同志长期一贯地反复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它的对立面即资产阶级自由化。在一九八三年四月，邓小平同志在谈到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必须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方针时说：“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建设物质文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所以我们现在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最根本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思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国际主义、爱国主义都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在一九八五年三月，他又说：“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时，一定要坚持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坚持五讲四美三热爱，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这四条里面，理想和纪律特别重要。……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反对腐败现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防止和平演变，坚持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并重，目的都是一个，就是防止改革开放的消极作用，不让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变质。应当承认，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党中央的一些领导人对于执行这个方针并不是始终一贯的。一手硬，一手软，就给西方一部分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图谋和国内一部分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以可乘之机，终于爆发成为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政治动乱和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邓小平同志说，“过去十年的最大失误是教育”，就是指这一点说的。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全党和全国革命人民都牢记了这个沉痛的教训。在后来的国际上更为严重的风云变幻中，社会主义的中国却显得更为稳定。但是国际和国内的阶级斗争都是长期的，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麻痹。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永远不能忘记这一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就是既要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又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防止和平演变。也只有这样，中国共产党才能以自己的理论和实践贡献于在困难条件下仍然坚持社会主义理想的各国革命人民之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