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创立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列宁在一九二○年提出过“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阶段”的设想，但是由于缺乏实际经验，不可能形成成熟的见解。在这个问题上，中国革命创造了新经验，毛泽东据以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新的贡献。毛泽东在一九四○年一月写成的《新民主主义论》一书，对于受十月革命影响、无产阶级及其同盟者的政治力量比较强大而资产阶级的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积极性比较薄弱的国家，革命人民应该建立一个怎样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应该是怎样的，这个国家的前途是什么等问题，作了系统的回答。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创立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因为他们这时已经拥有大面积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大量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已经在抗日战争的发展中证明他们的军事主张和政治主张是正确和有效的，而且已经拥有多方面的丰富的政治经验，在人民中间享有崇高的政治威信，足以对未来中国的前途拥有有决定影响的发言权。诚然，《新民主主义论》书中所引据的斯大林所说的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中，任何民族问题，任何反帝国主义斗争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的论断(这个论断是从对世界革命形势的过高估计作出的)，后来并没有为世界历史所证明；毛泽东后来也对这个观点作了公开的修正(见《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二卷第710页注［17］)。中国后来的历史发展完全证明了《新民主主义论》的预见。
(七)为和平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新经验。这实际上是新民主主义理论和政策的必然的进一步发展。毛泽东在一九五三年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来的实践证明，实现国家工业化需要更长得多的时间。在实现国家工业化的过程中，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却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而后一个任务是比预期的时间更早地完成了。这里不讨论在完成这个任务中有些什么简单化或其他可以避免的失误，而只讨论对资本主义经济实现和平改造的这一历史的创举。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设想过取得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可以对资产阶级采取赎买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机会实现他们的设想；列宁在一九一八年和一九二一年两次提出赎买的主张，但都因得不到俄国资本家的合作而失败。中国共产党则处在很不相同的历史条件之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曾经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解放战争中政治上大部分中立，一部分有影响的人士表现进步，拥护新民主主义，故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作为一个集体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有代表人物参加政府机构；在建国初期经营发生困难的一部分民族工商业者大都要依靠政府的支持，后来他们对于人民政府和国营经济的依赖程度愈来愈深愈广(尽管中间又经常发生冲突甚至严重冲突)；他们表示拥护政府的国家资本主义政策和它的分配政策，即他们只从企业盈余中领取四分之一左右作为股息红利，而其余则分别归为国家所得税、企业公积金和职工福利奖金；最后，他们拥护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在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他们同意只接受一定时期内按核定的私股股额每年领取百分之五的股息。这样，中国就得以在一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国中，完全以和平方式有秩序地实现了社会主义思想有史以来先进的思想家们所提出的以赎买方法解决资产阶级问题的伟大设想。今后人类在遇到类似情况时也许还会比中国共产党人做得更完善，但是中国的这个经验无疑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巨大的智慧和创造性。
中国共产党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也积累了大量的宝贵经验，这些宝贵经验决不因为后来变得极端刻板化的、挫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人民公社体制按广大农民的要求改变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而失去意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适合我国目前农业生产力水平的经营形式，它在土地公有、大型农田基本设施和大型农机具公有、乡镇企业基本公有、乡、村两级经济组织对个体农户的生产和经营进行协助、服务和调节(所谓“双层经营”)等方面，都继承和巩固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积极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