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一直是党对待劳动群众、革命群众的指针，是使党与广大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党在居于执政地位以后，特别是党在执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党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出现了某些松弛的现象。一部分群众对党内的某些腐败现象的不满，为少数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所利用，成了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政治动乱和北京反革命暴乱的诱因之一。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于这个事实极为重视。为了坚决改变这种状况，在一九九○年三月，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专门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决定指出：“力争今明两年在密切党群关系方面取得明显进步，实实在在地解决群众最关心而又有条件解决的问题。从今年起，每年年终总结工作，都要结合检查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中存在的问题，研究解决办法，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考评干部，以利于不断改进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
(五)提出了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和正确区别、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原理。正确处理党内矛盾，是党的建设的另一个重大课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关于党内斗争的讨论很多，却很少提出过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的原则问题。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党要求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的思想，并且要求用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所作的决定统一全党的行动。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党内的思想不一致、行动不一致是难以避免地常常发生的，像中国共产党这样的大党尤其难以避免。为了保持党的纪律、团结和战斗力，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就成为党的生活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中国党的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几次重大的党内斗争，其中有不少是错误的，所用的方法和所得的效果都是很不好的。一九四二年，毛泽东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为了教育团结在第三次“左”倾路线中犯了错误的绝大部分同志，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也叫做“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思想教育从严，组织处理从宽，从而达到了团结全党的目的。一九四五年四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空前地统一了全党的认识，为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举行准备了充分的条件，而七大的圆满成功又为后来的人民解放战争的巨大胜利奠定了思想、政治、组织的基础。随后，党又扩大了应用这个方针的范围，在处理领导与群众的关系，处理军民关系、官兵关系，几部分军队、几部分干部之间的关系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成功。全国解放以后，毛泽东又把这个方针应用到对民主党派和工商界方面来，并在一九五七年二月根据这个方针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对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原则和方法加以系统的说明。尽管从一九五七年夏季反右派扩大化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段期间，这个方针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但是它毕竟已经在全党形成了长时期的历史传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远的影响。正是根据这个方针，党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成功地处理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所遗留的异常繁重复杂的问题。接着，在一九八一年六月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又一次空前地统一了全党的认识，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保证了十年来的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顺利发展。对于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的处理，党同样是按照正确处理党内矛盾、正确区别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方针进行的，因而迅速恢复了国内局势的稳定。实践证明，这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党的建设理论和政治理论的重要贡献之一。
关于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原理，还有另一方面的重大意义。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毛泽东指出，在基本完成了经济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随后不久，毛泽东又针对美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方针，指出中国国内这种阶级斗争将要长期存在的国际背景，要求全党和全国人民严重注意防止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危险。这是社会主义条件下敌我矛盾的新形态。毛泽东的这个英明的预见，已经为多年来特别是近年来的国内国际政治生活所证实。这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又一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