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就中国共产党在哪些重要方面对马克思主义作了哪些发展简要地观察一下。
(一)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土地革命战争思想和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发展道路。在领导中国革命的长期过程中，党逐渐认识到，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主力军。要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就必须首先领导农民在农村中发动土地革命，建立人民武装，发展游击战争，进而联合其他革命力量，建立革命根据地和革命政权，以此为基础，逐步扩大，实行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最终取得全国的胜利。无产阶级领导的这种农民土地革命战争，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还是不可设想的。虽然马克思、恩格斯都注意到要争取农民作为无产阶级的同盟军，但西欧的农民(他们的情况跟中国的农民很不同)却缺乏革命的要求，而当时革命无产阶级的力量又还没有发展到东方。列宁提出了东方国家的无产阶级要注重领导农民革命斗争，但是列宁的党并没有领导农民斗争的足够的经验，十月革命的土地归农民的口号是由夺取了政权的无产阶级宣布和实现的，而不是由农民通过自己的革命斗争实现的。真正解决领导农民革命斗争的任务，不能不历史地落在中国这个东方大国的共产党人身上。在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失败以后，中国的城市无产阶级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既不能通过民主制度合法地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利和实现自己的政治要求，又不能通过组织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这种形势要求党非把主要的力量转向反革命势力相对薄弱的农村不可。中国的广大农民，特别是贫农，生活极端贫苦，有革命的迫切要求。因而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斗争，不但是中国农民的唯一出路，也是中国革命的唯一出路。首先指出这一点的是毛泽东。他在领导秋收起义未能达到党所预定的夺取城市的目的之后，毅然决然地把失败了的队伍领上了湖南江西边界中段的井冈山，创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他在理论上论证了在全国的反革命形势下为什么小块红色政权能够存在。以后，他又在江西南部、福建西部领导建立了大片的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并且在理论上进一步指出这种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将可能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实现。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经过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以后，众多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终于胜利地发展成为伟大的人民共和国。党究竟是依靠什么力量造成了这样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呢？当然我们决不能忽视城市各阶层人民(以工人和青年学生为先锋)在开辟革命战争的“第二战场”中的作用，但是革命的主力，无疑是接受了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的农民，亦即贫农和它的同盟军中农。中国共产党在一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东方大国里成功地解决了革命基本动力问题，成功地解决了坚定地依靠农民并给农民以革命政治教育和严格组织训练的问题。党把如此众多的出身小生产者的农民在斗争中教育改造成为共产主义战士，成为人民军队的优秀指战员和坚定的党的干部，这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中国的迫切要求土地和其他生活权利、贫苦而缺少文化的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下，竟可以激发出如此伟大的革命潜力，可以组织成如此有高度觉悟和严格纪律的队伍，可以经受穷凶极恶的阶级敌人和民族敌人所施加的如此长时期、大规模的围攻和迫害，可以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如此令人难以置信的人间奇迹：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新发现，也是中国历史和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新发现。
(二)提出了关于人民军队和人民战争的一系列创造性思想。农民的土地革命之所以能够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之所以能够建立，是同有一支由党所独立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分不开的。当毛泽东在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上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口号时，他并不是第一个发现这个真理的人，因为历史上很多统治者或统治地位的追逐者都懂得它，历代农民起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都懂得它，欧洲有工人武装起义传统的党也曾经懂得它，而且中国共产党自己也曾领导过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他只是在当时不与国民党争军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内第一个说出了这个真理。蒋介石的反面教员的作用教育越来越多的共产党员拿起了枪杆子，同反革命作斗争。中国成立了工农红军。红军的名字是从俄国学来的，但是中国红军是在农民革命斗争中由下而上发展起来的，这与俄国红军是在革命胜利以后由上而下成立起来的情况很不相同，由此也就产生了中国人民军队独立形成的一系列至今在世界上少有的特点。毛泽东把红军的性质规定为“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他说：“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任务”，否则“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红军既是这样的组织，就必须接受党的绝对领导，就必须进行革命的政治思想工作，就必须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争取敌军的原则，就必须实行“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就必须遵守最严格的群众纪律，不但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时时处处为群众服务，而且要在党的领导下组织群众进行各种革命斗争。党在创建武装力量和领导武装斗争中，实行并坚持了诸如党委统一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党支部建在连上、设立政治委员和政治工作机关等一系列重要制度，以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使红军完全地、无条件地置于党的领导之下，成为实现党的纲领、路线的忠实工具，从而科学地规定和处理了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军队的关系。这样，红军就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民武装力量。红军后来改名八路军、新四军，后来又改名人民解放军，军队的环境尤其在建国以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这些建军的根本原则却没有也不容许任何变化。建国以来，人民解放军始终是人民共和国的坚强柱石，是人民利益的忠诚保卫者。人民解放军的许多部队长期驻守在自然条件极其恶劣的边防地带，帮助驻地(多数是少数民族地区或者海岛)的建设，发展和维护广大高寒地区的交通运输，他们默默地克服着常人所难以想象和忍受的危险、痛苦和困难，包括必要时击退侵略者的挑衅和入侵，不屈不挠地为祖国和人民的安宁奉献着一切。人民解放军经常担负着繁重的训练、建设和生产的任务，经常出现在一切发生巨大的自然灾害或人民迫切要求紧急援救的地方，而且经常地在地方党委和地方政府的统一组织领导下，同各族人民一起积极开展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和军民共建精神文明的活动。解放军中大量涌现雷锋式直至苏宁式的既尽忠职守又忘我地为群众为战友服务的英雄模范人物不是偶然的。由于具有同人民群众的这种密不可分的血肉联系，我军在军事上就形成了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这套战略战术使我军在十年内战时期和八年抗战时期得以战胜比自己强大许多倍的敌人，而在三年人民解放战争时期得以迅速地最终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派的八百多万军队，比预计的时间更早地完成了解放中国大陆的任务。这种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的内容，随着战争形式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十年内战时期的战略，毛泽东曾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加以总结；抗日战争时期的战略，毛泽东曾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中作出规定；而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的战略问题，毛泽东曾提出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当然，将来可能发生的强加于我国的战争，由于战争条件和军事技术的不同，一定会使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产生更多的新的变化。我军在现阶段所紧张进行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正是瞄准着风云变幻的未来世界的。但是如同我军是人民军队这个根本特征不会变一样，我军所进行的战争是人民战争这个根本特征也不会变。人民军队这个关于武装力量的新概念，它在国家生活、社会生活中的新作用以及随之而来的人民战争所形成的战略战术的新特点，不但在革命史、军事史和军事学上有其伟大的意义，而且在国家发展史上和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上写下了崭新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