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核心创造力和个体自主性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的《“十二五”文化产业发展研究报告》课题研究组成员、香港大学人文社会研究所研究员莫建伟说，“十二五”时期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的着眼点应当以培育文化创造力为核心，以激发公民文化创造力为重点。文化产业的业态是以个体创作者、中小企业为主要形态，因此，提升、促进个人创造力，将有助于文化产业迈向优质化、多元化之路。

　　他介绍说，跟西方社会相比，我国大众文化市场的形成期来得较晚，大抵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文化市场才开始进入跳跃式的增长期。在高速发展期，过往长期压抑的文化创造力和消费需求一并爆发，社会充斥着未及细嚼的进口文化、急于摸索新路向的情绪、表达创造能力的强烈诉求、追求文化新体验等多股巨流，牵动起文化创意活动、产业结构和文化市场涡轮式的更替变革。

　　与西方国家文化产业重回到个体性创作主导的发展阶段不同，我国文化产业现阶段的核心价值——创造性和创新精神——在不同领域仍受一些制度性因素制约。要提升个体活力和创造力，建立新时期的物质文化，政府需要投入更大力度改革文化体制及相关体制、减少不必要的限制、确立公民的文化权利、鼓励多元的创作文化。

　　莫建伟强调说，若“十一五”或此前时期是我国文化产业的始发阶段，下一阶段文化产业的发展不应该只着重产业体积和经济总量的提升，盲目追求量的增长，更重要的是巩固文化产业的核心创造力和个体自主性，为下阶段文化产业专精化和迎接质的变化作好准备。

　　文化产品兼备一体两面的价值，扩大文化产品在消费市场的销售份额体现了产品的商品经济价值，但必须认识到，可从文化产品的内涵和表现形式体现出的艺术性、个性、创造性和精神内涵，来判定它的社会和文化价值。后者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社会和文化价值才是彰显个体创造力和文明阶段性发展的最佳指标。两种价值本质上并不分割，在现实里却不一定同轨并进。

　　莫建伟举例说，精致的文化作品如昆曲《牡丹亭》，纵使表演门票卖不上千万元，但其艺术性和承传文化的功能和作用，不会因为门票收入比不上好莱坞电影而让它的艺术性和文化精神褪色；一部深刻反映当前社会现况和问题的纪录片，其引发社会思考的文化价值也不一定低于票房收入以千万元计的流行歌曲演唱会。

　　因此，从政策层面过于强调市场价值的重要性，往往患上忽视维护有利于文化创作的环境的毛病，因为文化精神价值不容易显现，往往跟政府如何保育传统、保护文化资源、推动创意教育、维护最低约束性的政治社会条件有莫大关系。

　　简言之，从政府角度而言，设定下阶段文化产业政策的目标，不应单纯讲求经济效益，应当把打造有利于创作和创新的社会环境，保障、鼓励个体创作权，放在政府政策议题更高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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