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未来怎么走？一个已经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是否还要继续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战略？这一直是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到今天，习近平的外交大战略已经形成。

　　我们说2014年是中国“大国外交年”，不仅仅是指APEC会议、领袖外交等这类日常外交，而是指大的国际形势判断、大的外交思路和战略等。我认为，习近平的外交思路就是“两条腿走路”的大外交：一方面是与美、欧、俄等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另一方面是面向发展中国家的“一带一路”的新丝绸之路，而连接这两条腿的则是周边外交。这两条腿的大外交的核心就是和平和发展，在维持和平的基础上求发展，在发展的基础上争取和平。

　　中国的新外交思路与邓小平以来中国过去的外交是一脉相承的，很多具体内容过去已经开始做了，但是从外交战略上过去没有明确，现在明确了。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几次谈话，非常明确提出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个概念也适用于与欧洲、俄罗斯等大国的关系。中国是世界贸易大国，与各个国家在经济、技术、环境等各方面有很多交往。但中国与这些大国交往，要解决的不仅是贸易问题，更重要的是和平与战争的问题。历史上看，一个崛起中的大国经常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则往往恐惧于崛起中的大国，这导致了无穷的战争和冲突。要避免战争和冲突，维持世界和平，必须寻找一条新的道路。这是中国寻求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主要意义，也是作为一个大国应当承担的国际责任。

　　另一个方面，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能为发展中国家做什么？中国也需要做出回答。现在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的发展蓝图非常重要。一带一路沿途国家多是发展中国家甚至不发达国家，需要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经济。而中国所拥有的丰厚的资本、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和技术、过剩的产能，及其需要拓展的市场，这些都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需要的。从供求关系来说，这是双赢的发展战略。在这方面，中国将避免走西方殖民主义的老路——剥削发展中国家的初级原料、倾销自己的商品。中国的道路，是让发展中国家也发展起来，中国提供的是他们需要的资金和技术。中国的睦邻、富邻政策也适用到广大发展中国家。只有其他国家也富裕起来了，中国本身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

　　中国外交两年内覆盖世界各大洲，思路是非常清楚的，就是与美国等大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深化与东盟等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贯于其中的则是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

　　中国最重要的国家利益是国内可持续的发展。实现内部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的保证是一个持续和平的国际环境。这首先必须解决好中美关系，避免历史上新兴大国挑战老牌大国的冲突模式和悲剧。中国要建立的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互相合作的关系，而不是冲突的模式。同时，中国强大了，周边发展中国家有疑虑难免，中国必须深化与东盟、中亚国家的合作关系。

　　中国的大国责任，就是世界的和平发展。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和建设新丝绸之路都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推动世界发展。中国崛起后，美国最关心的是：中国是否将挑战它的地位？发展中国家最关心的是：中国能为我们做什么？现在，习近平已经回答了中国崛起能为世界做什么的问题。当然，其他国家难免从自己的立场来理解中国。中国要这些国家接受中国的立场和外交责任，仍然需要很多沟通工作。

　　每一个时代要有符合时代精神的东西。英国崛起，主张自由贸易；美国崛起，主张自由民主。中国的时代精神，是和平、开放、包容式的发展。这是新的时代精神。中国欢迎周边国家“搭中国崛起的便车”，表现在中国已经提出的“一带一路”、建立亚投行倡议、成立丝路基金等动议上，并且以后还会有更多的动议。这些动议都具有开放性，符合中国历来提倡的开放的区域主义精神。发展的开放极其重要，这也是从前英国和美国成功最关键的因素。在今天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之间的竞争力，不在于谁更民族主义，而在于谁更加开放。国家越开放就越发展，因为可以调动国际生产要素的流通和有效配置。西方国家从开放走到今天的贸易保护主义，如果不改变，就不可能很好地发展。现在中国是世界上最开放的国家之一，是最大贸易国，这要求中国更大的开放。

　　无论是建设新型大国关系还是实施“一带一路”，中国外交战略的核心便是周边外交，这主要是中国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所决定的。中国既是陆地国家也是海洋国家。中国外交的前沿是周边国家。在今后很长的历史时间里，主要的地缘政治压力来自美国。不过，中美之间没有直接的地缘政治冲突，就两国双边关系来说，已经形成了高度的互相依赖性。中美之间的冲突，主要是中国和周边美国盟友之间的冲突。这种情况决定了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和周边外交密不可分。同时，“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是周边国家，从这个角度说，“丝绸之路”也是周边外交的内在部分。

　　所有这些客观条件迎来了中国的大外交时代，而中国新领导层也抓住了这个机遇，确立了大外交战略。这是中国可持续崛起所必需的。不过，中国的大外交既创造了新的机遇，但也不可避免带来了不确定性，对中国来说，甚至包含危险性。在实施大外交战略的过程中，犯些小错误在所难免，但中国必须避免犯颠覆性错误。(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郑永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