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政治人物如今谈论中国时，不是每年1500多亿澳元的贸易关系，就是中国更自负的外交政策带来的潜在威胁。相比美国等目前的辩论，这些讨论显得相当初级。

　　若无对中国历史、特别是对其动荡近代史的真正理解，谈论或了解中国是不可能的。澳政治人物谈论中国近期历史时，往往酿成小小的灾难：阿博特讲到二战时日本军人的“技能和荣誉感”。此番话在华激起强烈情绪，中国民众是遭到日本残暴侵略痛苦最重的。会讲普通话的陆克文就西藏问题对北京进行说教，也影响很坏。

　　不过，澳大利亚有位资深政治人物，在中国话题上思考深，谈得也有水平，表现出对中国近代历史的熟稔。他就是马尔科姆•特恩布尔。他对中国的洞察和了解之深，在上周五澳中商业论坛上得到全面展示。特恩布尔发表了题为“不只是矿产和市场——对华关系中的历史、同情、经济学”的主题演讲。

　　特恩布尔提醒听众，二战时期中国是西方一个很重要的盟友，他甚至认为澳大利亚因为中国而转危为安，“若中国被打败……日本不仅会投入更大资源对付澳大利亚，还可能如希特勒要求的在1942年入侵西伯利亚。”

　　特恩布尔的演讲并非不切实际的历史修正主义。他的论点得到近来历史研究的支持。英国知名中国历史学家、牛津大学历史教授拉纳•米特，不久前出版了题为“被遗忘的盟友——1937-1945年二战时期的中国”一书。设想一下，若阿博特不久前访问北京时发表像特恩布尔那样的讲话，对澳大利亚将是个外交胜利。中国人怎么可能不感激一名西方领导人对其历史最黑暗时期的同情理解？

　　特恩布尔对中国的理解受到基辛格《论中国》一书的影响。这名美国前国务卿认为，中国专注于维持经济增长，无意向别国强加其政体。特恩布尔表示，“正如基辛格所说，中国与苏联、甚至美国不同，并不寻求说服别国接受其价值，遑论政府制度了。”特恩布尔认为，中国作为世界最重要贸易国的地位支持了他的论点——中国崛起将基本上是和平的。

　　不论人们如何看待特恩布尔有关中国崛起的评价，他对中国屈辱近代历史感同身受的理解，恰是澳高层政治领导人如今所缺乏的。中国的国家叙事方式一直受到其历史记忆的界定，把握这点是理解北京意图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