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回老官山织机的出土，使蜀锦再度吸引了人们的目光。蜀锦享有“天下母锦”美誉，在北方丝绸之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考古成果看，北方丝绸之路途经地区发掘出大量带有蜀地标识的丝织物。据相关专家最新考证，在尼雅遗址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锦护膊、“王侯合昏(婚)千秋万岁宜子孙”锦被，均为三国时期蜀汉生产的蜀锦。此外，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出土的织锦也大多为蜀锦。在吐鲁番出土的唐代文书中，也有“益州半臂”“梓州小练”等蜀锦蜀绸名目，并标有上、中、下三等价格，真实反映出四川丝绸在西域贸易中的繁盛情况。专家认为，当汉武帝派张骞开通西域后，蜀锦迅速成为北方丝绸之路贸易的主角，从鲜为人知到全世界追捧。

　　出土蜀锦令人震惊

　　织造水平达到最高

　　“1995年10月11日，中日考古学者在对尼雅遗址1号墓地进行抢救性发掘时，连续清理了一批古墓，其中墓葬规格最高的是两个相邻的夫妻合葬墓。据考证，墓主应为精绝国王与王后。大家没想到的是，一次普通的发掘竟有惊人发现。”蜀锦专家王君平介绍，在8号墓男主人右肩上部，发现一块织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文字的锦护膊，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织有“讨南羌”文字的织锦残片。经比对，“讨南羌”织锦残片是从与“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相同的锦料上裁剪而来。另一件为3号墓主人身上铺盖的一块织有“王侯合昏(婚)千秋万岁宜子孙”文字的华丽锦被。“‘五星出东方’锦引起学术界轰动，更让人惊奇的是，经研究考证，这些织锦竟是数千公里外的蜀锦！”王君平说。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出土时，许多学者起初认为是汉代产品。但它与‘讨南羌’锦来自相同的锦料，就让人难以理解。我认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是一块三国时期生产的代表官方意志的蜀锦。”王君平说。为此，他曾多次前往珍藏此蜀锦的新疆博物馆考证。王君平指着这块蜀锦的图片说，在汉代，羌在长安以西，与“讨南羌”地理位置不符。而以正统自居的刘备政权，专门设置锦官对织锦业实行集中管理，而且还有“讨南羌”史实。因此，“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锦，是三国时期的蜀锦产品五毋庸置疑。

　　至于“讨南羌”讨伐的具体对象是谁？地点在哪里？王君平认为，“讨南羌”应是对青羌首领雍闿的讨伐。“《三国志·蜀书·后主传》记载诸葛亮多次组织对青羌首领雍闿的讨伐。青衣江作为通往西南地区的重要水道，被青羌首领雍闿占据，诸葛亮为了稳固政权、畅通水道，亲自带兵讨伐。‘讨南羌’锦应是纪念这一历史事件的祝捷祥瑞锦。”王君平还告诉记者，在新疆出土的众多从汉到唐的织锦，大多为蜀锦。目前以“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锦织造水平最高。王君平说：“此锦密度非常大，一厘米就含有220根丝线，采用了蜀地特有的五色经锦织造方法。”

　　三国专家谭良啸认为，“王侯合昏(婚)锦”锦被，应是诸葛亮在锦官城专门为刘备(汉中王)之子刘禅娶张飞(新亭侯)之女而御制的祥瑞锦，其生产时间应在刘备称帝之前。

　　织锦有出产地国内罕见

　　西域贸易中四川丝绸多

　　最近，历史学家段渝对北方丝绸之路的蜀锦研究也有新发现。段渝告诉记者，汉代及以后出西域，西行中亚、西亚并抵东罗马安都奥克(Antioch，即《魏略·西戎传》中的安谷城)的北方丝绸之路，其国际贸易中丝绸居多，而丝绸大宗来自四川。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出土的大批织锦，多为蜀锦，其年代从汉代到南北朝、唐代均有。段渝说：“比如，新疆博物馆所藏的唐代丝织物残片‘连珠龙纹锦’背面，就有墨书题记‘双流县，景云元年，折调绌绫一匹，八月官，主薄史渝’。这是迄今为止国内出土的罕见的有出产地记录的丝织物。此外，在吐鲁番出土唐代文书中还有‘益州半臂’‘梓州小练’等蜀锦蜀绸名目，并标有上、中、下三等价格，真实地反映出了四川丝绸在西域贸易情况。 ”

　　从鲜为人知到世界追捧

　　蜀锦点亮北方丝绸之路

　　通过对相关文献研究，学术界公认，当汉武帝派张骞开通西域后，蜀锦成为北方丝绸之路贸易主角。“如果说以成都为起点的南方丝绸之路，因道路崎岖而限制了成都产品通往南亚、西亚的贸易量，那么当汉武帝派张骞开通西域后，蜀锦便迅速成为北方丝绸之路的贸易主角，从羊肠小道变成宽阔大道，从鲜为人知到全世界追捧。”四川大学教授霍巍表示，从汉代发展到唐宋时期，蜀锦的影响力达到顶峰，成都成为世界的织锦中心，其产品行销世界各地。唐代，蜀锦更是一度风靡。唐玄宗身穿的五彩蜀锦，被视为“异物”；安乐公主的单丝壁罗龙裙蜀锦“飘似云烟，灿如朝霞”；兰亭集序书法蜀锦曾轰动京城；由窦师伦设计的“陵阳公样”蜀锦流行百年而不衰。北宋时期，成都设立锦院，专门管理皇家御用蜀锦生产。“如此种种，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正是蜀锦点亮了丝绸之路。”霍巍说。（实习记者 王梓均 记者 王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