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作为国家战略，在2015年进入实操阶段。“一带一路”的提出，就是要以文化为通道，以不同地方共同的历史与文化记忆，筑造新丝路“梦网”。在这条堪称人类历史最壮观的“文化运河”上，藏传佛教绘画艺术惊鸿一瞥，描绘出一段属于丝路的华彩乐章，并留下大量的绘画艺术遗产，以难以磨灭的物质印记昭示丝路的精神记忆，是法国艺术史家格罗塞称誉的世界历史“最壮丽的时刻”在中国西部的实现。

　　新疆、青海、甘肃、陕西、宁夏作为“一带一路”核心区域，曾拥有古丝绸之路南段上的重要城邑。古道沿途的山川河流、佛殿庙宇，无不留下一千多年来中原与西藏乃至南亚、中亚经济文化交流的足迹。各种文明错综交融，相互影响，重温其辉煌历史，才能做好丝路今天的新功课。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在南北朝时称“吐谷浑道”，这段路程囊括了唐蕃古道，其延伸线从拉萨向南经日喀则至尼泊尔等南亚诸国。而丝路的东段，则有吐蕃统治之下的西域十八州、安西四镇以及历史上著名的敦煌。

　　以唐蕃古道为例，这条线路上的佛教寺院、文化遗址显示了古丝路上藏传佛教绘画艺术传播的轨迹，这些文化景观中的大多数，至今依然带着丝路的文明记忆，如青海瞿昙寺、都兰古墓、星宿海文成公主庙、西藏布达拉宫、阿里石窟、甘肃炳灵寺等。

　　都兰吐蕃古墓出土的织锦上有流行于中亚、欧洲的太阳神图案，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物证。藏传佛教历史上著名的“后弘期”，是藏族绘画艺术西风东渐的重要时期，托林寺壁画是这一时期的突出代表。而以拉萨为中心的卫藏绘画艺术，则透露出几分唐代遗风，其绘画风格除了受中原艺术影响，也受到于阗、尼泊尔艺术因素等的影响。藏族唐卡勉唐画派的诞生，直接吸收了汉地山水工笔画特征和青绿色泽。而处于安多的青海热贡佛教艺术，则更多受到敦煌艺术的直接影响。可见理解藏传佛教艺术史，既要在印度—尼泊尔—西藏—汉地这样一种表述格局中解读，还要通过丝路的延伸，看到更多艺术创作和融合的可能性。

　　石窟兴盛与佛教的传播有关，可以从石窟的分布区域和修建时间来追溯整个佛教文明的传播路线。石窟开凿并不是一朝一代完成的，它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果，也是我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艺术丰碑。

　　西夏石窟是西夏时期最大的美术遗存，包括莫高窟、榆林窟、东千佛洞等，不仅分布在敦煌、安西，在宁夏也有发现，壁画创作的时间从西夏前期至末期。这些壁画对于研究西夏历史具有重要价值。现存吐蕃时代开凿的敦煌石窟有48个，其中有40多个洞窟的壁画均与吐蕃画师有关，题材上多为佛本生故事、观音菩萨、密宗题材等。

　　考古学家斯坦因的探险重点是丝绸之路沿途的葱岭古道(帕米尔)、丝路南道和中道、敦煌以西汉长城遗址。他掳去大批佛像佛经、简牍、丝绸等文物，特别是汉文、古藏文、吐火罗文、古突厥文等文书，反映了古代丝绸之路政治军事、文化宗教和自然历史等活动的变迁，非常珍贵。而伯希和从敦煌莫高窟劫走的三千多卷敦煌文书和绘画，成为法国藏学研究的基础文本资料，直接推动了法国藏学的蓬勃发展。

　　据敦煌研究院的统计，莫高窟现存的492个历代洞窟中，绘有《千手千眼观音经变》的洞窟多达37个，共绘40幅。最早的为盛唐，最晚的为元代。敦煌吐蕃时期的壁画中保留了不同风格的观音菩萨画像，是丝路交流的例证。敦煌画师通过妙笔生花的高超技法将佛陀大涅槃的神圣时间凝固在敦煌158窟的壁画上，充分表达了艺术家们对佛的虔诚膜拜以及当时吐蕃、大唐等众多民族所形成的政权格局。藏族唐卡的画法，将丰富的内容有序地展现在同一空间中，体现了藏族传统美术审美。

　　随着吐蕃对敦煌及西域四镇的统治，藏传佛教艺术中的密宗绘画和造像大量增加，造型极富舞蹈性，神姿妙态中流溢出几分粗犷的妩媚。这大约是受到了印度古典绘画美学思想以及《舞论》思想的影响。因此，佛教艺术理论著作的流传也是丝路交流的重要成果。丝绸之路作为西域、中原、中亚一带佛教文化的交汇之地，同时也是儒教、佛教、伊斯兰教展演的殿堂。各种宗教背景的理论专家、文化学者、翻译家的流动，带动了各种异彩纷呈的文明交流，将中国宗教艺术推向了高潮。

　　为了更好地继承古丝绸之路的遗产和交流经验，需要重温丝路上那些遥远而传奇的过往，用新鲜的“讲述”延续古老的故事。(作者 满却顿智 青海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