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11-11 09:56:03

    Jean-pierre Landau:
    最后一点，我们需要找到未来可靠的国际价值储存的工具。这场危机加强了资产短缺情况，因为有一些工具到以前我们认为没有风险，但是最近才发现是非常有风险的，改变了全球的金融状况。2009年，周小川行长重新开始讨论，以后是不是可以建立一个超国家主权的货币，这个货币将会加强特别提款权的作用。在提供稳定的价值储蓄方面的讨论，我们需要建立国际工具，这个工具是一个货币篮子或者特别提款权还是一个新提出的货币？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储备货币，能够帮助防范汇率方面的风险。25年以前，非常清楚的是当时必须是一种货币篮子的一部分，会帮助我们平衡偿付的调整。

    2010-11-11 09:59:33

    Jean-pierre Landau:
    建立新的储备货币是我们面临的课题，这也需要时间，中国的同行也在不断的提醒我们这一点。同时，新兴国家的金融发展不断扩大安全和有流动性的金融资产，资本市场和本地的货币在过去的十年中已经有巨大的发展，似乎在地区金融和货币安排方面有很大的空间在未来可以发展。在亚洲已经很多的储蓄，这些储蓄可以在本地调用，而不是在发达的经济体调用。区域性的经济市场可以得到货币安排的补充和加强，现在亚洲国家正在进行努力。欧洲在不断的跟进，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的发展，我们有一个非常成功的历史，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经济货币和金融的融合，在欧洲我们学到了很多，通过不同的危机和困难，学到了很多的东西。但是，无论如何，欧元在15年以前不存在，而现在却成为了全球两大货币之一。我们并不认为我们的经验会成为一个普世的模范，但是我有一点非常确信，就是合作精神，允许我们克服很多的困难和挑战，并且实现繁荣和稳定。在充满机遇的世界中，也是非常复杂的世界中，这对于我们来说都是非常有用的一个经验。

    非常感谢。

    2010-11-11 10:00:28

    主持人 杨扬:
    谢谢。接下来演讲的是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先生。

    2010-11-11 10:02:25

    李扬:
    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已经采取、正在采取，今后还要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在应对危机过程中，恰恰迎来了中国制定“十二五”规划，因此很自然的“十二五”规划就成为应对后危机时期中国整个的发展和宏观调控政策的集大成。在“十二五”规划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长期强调的方向和原则得到了进一步强调，并且深化，同时我们看到一些新的表述。所以，研究“十二五”规划，就可以清楚看到中国在应对后危机时期的战略安排以及各种各样的政策措施。

    在所有这样一些应对危机的措施中，我们注意到城镇化这样一个长期强调的经济发展的动力，比以往任何时候受到了更多的强调。因此，今天我就城镇化的推进与金融改革之间的关系做一个探讨，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2010-11-11 10:02:53

    李扬:
    中国改革开放32年来，如果就经济发展的引擎而言，是工业化和城镇化。但是由于今天发展的是一个非常低水平的，还没有达到温饱的一种水平，向温饱发展，所以工业化很自然地成为一个长期以来的主导性的因素。这个时候，城镇化事实上也有相当大的进展，但是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关系，城镇化是由工业化引致的，这是一种“引致性”的城镇化。应当指出的是，工业化先导是中国发展道路的优势，就这个问题在国际上有很多的争论，国内学者也有很多的探讨，有些人认为中国的城镇化的速度落后于工业化，是中国的一个缺陷。我认为，这恰巧是中国的一个优势，因为它使得我们避免了像拉美以及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过早出现的大城市膨胀，以及各种各样的贫民窟遍地产生的社会弊端。中国是首先让人们能就业，然后才考虑是否移民，这样一条道路，是非常值得总结的。

    2010-11-11 10:04:46

    李扬:
    但是，现在中国确实进入了一个转折时期，因为中国的工业化已经进入中后期，在中国的沿海地区已经基本完成了工业化，而城市化方兴未艾。所以我们的判断就是工业化和城镇化并举，而且逐步向城镇化为主导的方向转移，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趋势。我们要想探讨这个新的趋势特征和给我们带来的新的挑战。我们首先回顾前32年引致性的城镇化引致什么特征。我们看到，从劳动力流动来看，流动的劳动力从农村中排挤出的剩余劳动力到城市去，主要是为了赚钱，在制造业中就业，赚取高的收入。因此他们的流动格局是一种候鸟性的流动，在这种候鸟性的流动的整个格局下，有若干特征非常值得注意。

    第一，他们并不谋求移民，不谋求成为在中间工作的那个城市的居民。由于如此，就有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每年会定期的有数以亿计的人口流动，每年相当于在欧洲几个国家的人口在移动，这样对中国跨地区交通运输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第二，他们所取得的收入要汇回农村去，并不主要在城市里面，所以，造成了大规模的资金的流动。

    第三，他们的消费活动除了吃穿等最基本的活动发生在城市外，特别像住房、医疗等耐用消费品的消费还发生在农村。可以说，这样一种人口流动格局，由工业化引致的城镇化的发展，事实上是固化了城乡的分割。

    2010-11-11 10:07:10

    李扬:
    我们有些调查研究，这些研究显示，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没有像城市居民那样呈现不断升级的态势，相反，他们的消费结构甚至表现出低级化以及恩格尔系数上升的逆转趋势。这种情况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经济这么发展，但是消费仍然跟不上，因为在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农村居民，虽然他们在城市里面赚取了比他们过去更多的收入，但是他们仍然延续着甚至强化着原有的消费习惯。从经济上分析，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就在于分散在农村，存在着规模不经济，因此就会导致有效供应不足，以及价格过高。在这个意义上，这两年来，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下乡、惠农的措施，都是非常有眼光的。我们这里有一些统计，比如就消费价格而言，2001年-2008年，农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23.3%，城市上涨18.4%，农村价格水平上涨高于城市，主要原因在于农村的供应不能非常的集中，规模不经济。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就结构而言，农村家庭在家庭设施、交通通讯、文教娱乐、医疗保健等方面的消费，没有显著提高，甚至有所下降。这就解释了在二元结构下，中国总的宏观经济的结构性特征。更有甚者，在制造业就业导向的城镇化模式下，人口的集中主要是表现在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的集中，这样一种集中已经显示出一些弊端，比较明显的是在危机之后。在危机之后由于全球经济危机深化和制造业增长速度下降，造成制造业吸纳农村流动人口下降，并导致全国的城镇化速度放缓。这里有一个重要现象的观察，很多人认为中国很简单地做一个算术，中国现在城镇化水平46%，如果达到70%的话，按年率1%来算，能有多少年的好日子？但是最近两年发现，中国城镇化的速度在下降，危机的冲击显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危机冲击为什么造成城镇化速度下降，是因为我们的城镇化是工业化导致的，是制造业引致的。

    2010-11-11 10:10:41

    李扬:
    第二个现象，2009年财政刺激计划投入主要在中西部，它的结果就是较大程度改善了中西部地区的就业环境，提高了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使得很多原先要到东部沿海地区的农民，不再进行这样一种传统路径的流动，他们可能在当地留下来了，因此，导致了东部工业发达地区产生了程度不一的民工荒。这是两个新的现象，就是城镇化速度趋缓，民工荒现象出现，并且长期化，是我们国家在城镇化过程中必须关注的重要的事实。

    然而，中国的城镇化的模式正在改变，因为中国工业化逐步完成，城镇化将逐步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的引擎。由于中国地域辽阔，我们会看到一方面，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还会复制东部地区的工业化引导城镇化的模式，但是一些地区已经出现了城镇化引导经济发展的新的模式。这是第一个改变。

    第二个改变，流动人口的成份在发生变化，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第一代农民工子女，现在已经成了农民工的主体。2010年上半年国家统计局统计，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占到总流动人口的60%，达到一亿以上。这些人到城市去的动力，他们的追求和父辈是不同的，因为他们不再满足于仅仅是流动，去挣钱，而是要谋求在他就业的城市中，呆下来，成为居民。所以，农民工从候鸟性的流动，转变成移民，不仅需要要求制造业继续稳定发展，而且对城市的社会服务、社会管理体系、公共服务体系提出新的巨大需求。正是因为基于这样一种需求，中国的城市化模式已经开始发生改变。这个转变的影响是及其深远的，在意味着未来中国城市的基础设施、投资将再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保持相当大的规模，现在他们要谋求成为移民，就要由城市提供，由政府来提供，由社会来提供。未来城镇化过程中，由于移民大量涌入，城市需要为新增居民提供住房、交通设施、水电管网设施等等，城市投资需求将会大大的增加。这些移民的增加，会提高服务业就业比重，提高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并且由于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主要原因之一是城乡差距，这样一种人口的流动的新格局，会缩小城乡差距，从而进一步的对于改变我们国家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作出贡献。

    2010-11-11 10: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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