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晓炼:
    第三，在当前情况下，我们应该积极的顺应市场的需求，进一步发挥人民币在促进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使得我们的企业能够有效地规避国际主要储备货币波动的风险，同时也能够进一步的加强我们国家和周边国家、地区经贸合作，形成一个共同地狱风险的一个大的环境，来维护区域金融的稳定。在扩展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和投资使用的同时，我们还应该积极深入的探讨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的问题，我们认为一个多边的货币体系有利于国际金融和国际货币的整体的稳定。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说改变目前或者要改善目前的对单一货币的严重的依赖和对其政策的被动接受的一个局面，使得我们的整个全球经济能够更加稳定，金融市场也更加稳定。

    谢谢大家。

    2010-11-11 09:40:25

    主持人 杨扬:
    谢谢胡副行长。我们在听了胡副行长讲中国将出台的审慎货币政策的同时，当然应该听一听来自国外同行的声音，接下来演讲的嘉宾是法兰西银行副行长Jean-pierre Landau先生。

    2010-11-11 09:40:37

    Jean-pierre Landau:
    我非常荣幸能够在这么多的嘉宾面前，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2010年会，我要感谢李扬副院长邀请我来参加这次年会。一直以来我们银行和科学院之间有着长期的友谊合作，我非常荣幸能够在胡行长后面做这个发言，我也听到了胡行长所介绍的货币政策。现在我们看到世界的重心正在向亚洲和新兴世界转移，在20国部长级会议召开的时候进行的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已经体现出这一点。中国已经是货币基金组织的第三大股东，印度也上升到第五位，而巴西和加拿大的席位一样。现在欧洲的代表席位从9名削减到了7名。与此同时，我们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现在在新兴市场的产出不断快速增长，但是这样一个生产力的转移并没有得到相应的需求方面的对应的需求。总体来说，除了由于热钱流入带来的动荡之外，净资本流量也在从新兴市场流向了发达市场，很多穷国的钱份儿被借去了富的国家使用，使得他们更进一步消费，因此造成了金融的泡沫，由于低通胀和流通性充足造成的泡沫。首先是因为初次分配在全球的转移，还有就是金融市场在各国发展不平衡，而这两个因素作为之下，造成了新兴经济体当中过度储蓄，还造成了很多资本流入到了美国，在新兴市场和发达国家当中经常出现金融泡沫和资产价格泡沫。我们看一下收入方面，在中国GDP当中，工资的占比已经从1992年的55%下降到了2008年的48%；而在美国工资的中位数在过去15年中一直没有怎么上升，尽管在同一时期美国真正GDP每年增长率达到3%，而这些变化都是由于技术和人口的变化带来的。

    2010-11-11 09:41:26

    Jean-pierre Landau:
    在消费方面，中国的消费占比占GDP在过去10年当中下降了10%，在美国消费不断上升，不管是绝对数还是在GDP的占比上面。这也推动了美国国内对于进口的大量需求的增长，而美国的家庭消费越多，存得越少，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很富裕。为什么觉得自己富裕呢？是因为他们资产的价格和地产价格都在快速上升。而这种全球供需平衡是基于美国持续增长的资产价格泡沫之上的。说到金融的发展，我们看到另外一种不平衡，全球的储蓄在不断增长，尤其是在新兴市场国家。与此同时，新兴市场国家的需求并没有相应增长，而这种资产的短缺，造成了在很多国家出现泡沫，不管是在地产，还是金融市场方面都是如此，导致了很多资本流入美国经济体，因为只有美国的经济才能够用大量的方式提供流动性好又安全的资产。美国的资本市场很像一个磁石一样吸引了全球的储蓄的流入，而且是把美元作为国际储蓄货币。除此以外，金融创新或者金融工程的工具，使得美国的金融机构可以出售大量的复杂的产品，看起来非常安全，但实际上已经证明他们是非常不堪一击的。

    2010-11-11 09:44:26

    Jean-pierre Landau:
    因为监管内部的不平衡和大量的缺失，导致了现在危机的发生。我们看一下变化的情况，我们要看到危机背后的深层结构性因素。现在全球收入的转移已经导致了过度的储蓄，与此对应的是来自资产价值上升之后带来的财富效应。这是一种不平衡、不对称的改变出现在全球。与此同时，还加重了不平衡，加大了资本的流动。很明显，对于一些内部的因素来说，尤其美国对放大不平衡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如果判断未来，我们可以看到在危机前存在的很多特点，现在还是会存在，尤其是像新兴经济体收入当中很大一部分还是继续储蓄下来。像中国也出现了一些工资收入上的变化，很多分析家认为中国会出现一个刘易斯拐点，因为由于人口的压力，导致需求上升，需要更多优质的劳动力带来的一种对冲。不管是怎么样，这些进程都会是持续、逐渐的。就市场规则来说，还是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需要很强大的公共财政上的整合。但是这个转移可能还是会继续进行，尤其是在发达国家，尤其在欧洲，我们必须顺应这种改变，必须提升自己的灵活性。最重要的是需要提升人力资本，这是最重要的资本，并且提升他们研发方面的能力。而新兴市场也要面对双重任务，一个是人口老龄化，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经济需要走出危机，应该把全球的储蓄更好地分配起来，我们需要注重的是很好处理需求的问题，我们需要一致性的措施。比如在2008年和2009年恢复经济的信心，我下面提出我的建议，当然都是出于个人的观点。

    2010-11-11 09:47:02

    Jean-pierre Landau:
    我们要重新达到平衡不是一个容易的任务。在全球水平上来说，如果要对应1%的美国消费上升，需要5%的中国储蓄。在西方国家，消费被看作是经济活动的最终目标，也是福利的重要手段。一年以前，周小川行长说过，东亚国家也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要节俭、要自律。在老年人口当中，尤其是注重储蓄这一点。在公共政策财政和财政政策当中，我们也需要重新来制定，并且提升就业率。我们需要在不同的国家进行协调，适应各国不同的发展水平。我们的这一改变，是不可能一夜发生的。在不同的国家，技术和生产能力能够面对一个正确的价格和环境，不同的国家有权力自由选择他们认为合适的汇率机制以及政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全球有序的再平衡战略。这样一个战略，在今年7月胡晓炼行长讲话当中表明，国内要素价格和汇率的调整是相互协调的、相互加强的。不同的国家通过资本进行协调，这种协调比货物市场协调更加强大，这体现了不同国家的多样性，因为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偏好。现在很多国家都面临老龄化的问题，也需要让他们在以后能够通过货物或者安全的投资来获得收入。我们现在面临全球的资本市场，有一些不对称的，全球的金融发展不对称因素让我们无法得到共同的储蓄努力方面的益处。这些不对称的因素是有原因的，在新兴国家，在1997-1998年的危机，还是让我们感到非常的心悸。

    2010-11-11 09:52:58

    Jean-pierre Landau:
    不同国家的金融系统，在今天就表现为不同国家的金融货币政策是非常不一样的，而不是相同的。让不同国家金融方面完全得到统一，现在并不可能实现。重要的一点是让不同国家的金融和政策相互协调，首先，需要使不同国家的金融调控措施更好地融合，不管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国以及巴西这样的国家，现在已经成为了金融委员会的全资格成员，通过这个委员会的加入，可以促进全球金融系统的效率。另外，我们需要考虑新的方法来解决应对全球资本流动的不稳定性。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资本的控制可以暂时减少对于其资本帐户的影响，甚至是会永久性限制其汇率的不稳定性。但是，对于整个全球金融系统来说，这只会给别的国家造成一些压力，使他们降低全面的不稳定性。非常重要的是不同的国家需要作出决定，来开放他们的资本市场，而且对其进行保护，避免外在的金融动荡。新兴国家在不断采取措施，来扩大其外汇储备，从1990年占GDP的比率4%，而到现在占到了GDP的20%。这是为内部和外部金融稳定的工具。如果我们有正确的机制，提供流动性和多边的合作，这是非常重要的，已经在G20集团讨论中占到了优先的位置。一方面我们需要找到新的国际流动性，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控制道德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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