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2015年12月23日（星期三）上午10时举行“巴黎归来谈气变”中外媒体见面会，请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发展改革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苏伟、国家气候变化战略研究与国际合作中心副主任邹骥、镇江市人民政府市长朱晓明、亿利资源集团董事长王文彪、乐施会气候变化与贫困项目组负责人王彬彬介绍中国代表团参加巴黎气候变化大会的情况以及节能减排的政策措施。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
请问解主任，您提到关于国家自主贡献。请您具体介绍一下，为了实现国家自主贡献这个目标，要采取哪些措施？谢谢。
解振华:
我们国家确定的自主贡献有几个内容，和其他国家也有不同之处。发达国家自主贡献只是减排，不符合现在协定要求，还要增加适应的内容，而且特别要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技术支持，他们要写到贡献里面。中国的自主贡献既包括减缓也包括适应，要实现这一目标采取哪些政策措施，还有哪些行动，应该说是既有目标，又有配套政策措施，还有行动工程，是有保障的。2030年碳强度要在2005年的基础上降低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的比重达到20%左右，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45亿立方米，二氧化碳排放峰值要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争取尽可能早达到峰值，这是我们对外宣布减缓的目标。
我们也公布了中国适应战略，也是确定了如何进一步建立和完善预警预报系统，提高减灾防灾的能力，各个领域怎么样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减轻对老百姓的损失损害，这是我们确定的目标。要实现这些目标，首先要转变发展方式，转变生活方式，调整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措施。
解振华:
在这次协定当中也特别好的提出了各个国家要应对气候变化必须加快实行低碳发展，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提高应对极端气候的抵御力，实际上就是提高适应能力。
在节能方面、提高能效方面，第一，调整结构。调整结构是节能提高能效的根本性的措施，从结构上先来解决问题。第二，在工业、建筑，交通和人民生活消费这个领域节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这方面我们国家潜力还是非常大的。应该说，我们综合能耗水平比世界上先进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虽然我们已经作出了很大成绩，但是差距还很大。最近20年，中国的节能降耗累计节能量占了全球52%，全球一半以上的节能是通过中国的努力取得的。即使这样看我们潜力还是很大，跟国际先进水平我们还有很大差距。这一点上继续在各个领域节能，特别是工业节能，我们还有很大潜力。
另外，在城镇化过程中建筑领域的节能和交通领域节能还是有很多工作要做。老百姓消费生活方式也应该有根本变化，也就是说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搞环保，大家都要参与，这是必须要做的一些事。
解振华:
刚才有的记者朋友提出来，必须要调整能源结构，现在中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虽然暂时不能够改变，但是我想从长远来看，必须要进行调整，煤电、火电存量必须继续提高效率，更清洁、更环保、更节能。增量这一部分要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除了可再生能源之外，核能还要继续发展，这样才能真正把能源结构调整过来，实际上这是一场革命。另外，要增加森林碳汇，植树造林。植树造林不光是增加碳汇，也很环保，能改善我们的生活环境、生态环境，增加我们的生物多样性，这也是非常利国利民长远的措施。这些措施现在我们国家政策当中，从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税收政策、价格政策方面要逐步体现对节能、减排、环保、低碳的鼓励和限制，尽可能采取一些激励性的政策鼓励节能减排，在我们国家自主贡献里面都体现了。
整个国家自主贡献的方案也是一个变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为发展机遇的方案。有专家算了一下，如果从现在开始到2030年完成这个目标，大体上按照现在的技术水平，这种投入成本来看可能需要41万亿人民币，6.7万亿美金。但是我想，如果真正实行起来不会这么多，为什么？因为技术要进步，五年一个技术更新，成本就会降下来，我们的目标可能会早一点实现。
解振华:
除了采取这些政策措施之外，还要推动市场办法降低我们全社会实现这一目标的成本。目前在7个省市建立了碳交易市场，应该说这些碳交易市场试点工作进展的非常顺利，而且积累了一些经验，我们准备2017年开始全面启动中国碳市场。这样主要目的还是通过市场的办法来降低我们实现目标的全社会的成本。现在碳市场试点工作进展比较好，我们争取通过立法让它有法律保障，开始在全社会推开。
镇江和亿利资源集团，实际上是我们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实践案例，最后这些实践的目的要证明，在我们国家不同地区，不同发展水平的城市，只要能够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结构，走绿色低碳发展这条路，是完全可以做到经济增长和碳排放脱钩，经济还要增长。原来是排放和经济增长同步上升曲线，现在我们试点的目的是要证明是可以做到经济增长和碳排放曲线可以脱钩，镇江的经验和其他试点经验可以证明，最后是低碳化或者是去碳化，这是可以做到的。另外在我们国家这种生态状况下能不能发展可再生能源、增加森林碳汇，亿利资源的实践证明在中国也是能做到的。
这样我们国家自主贡献既有方案，也有目标，有政策、措施，也有试点，经过努力，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还是很有信心的，谢谢！
王文彪:
提到国家自主贡献，我觉得在沙漠化治理与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中国在全世界应该说作出卓著的成绩。无论是国际组织还是国际社会，包括这次参加巴黎大会有关成员国家，这些共识是非常一致的，这是我们中国的标杆，也是我们中国的名片。
这次大会上我了解到很重要的数据。第一，联合国有关机构发布了这样一组数据，如果说我们全球能治理5亿公顷的土地，能够让它恢复生态，就能吸收1/3全球化石能源碳排放量，我认为，增绿和固碳是非常重要的措施。第二，美国的科学家发布这么一个数据，因为沙漠中的光线是最好的，每平方公里的沙漠，中国西部沙漠都具备这样的条件，可以发400万度电，亿利治理的库布齐沙漠是1.86万平方公里，可以满足中国1/8的用电量。这就是我们解决能源结构最好的途径。
中国有26亿亩沙漠，耕地才18亿亩，我们中国在沙漠治理上走的最早，亿利资源集团1988年进入沙漠，给中国和世界创造了一个比较完善的，治沙生态民生经济平衡驱动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而且与气候变化息息相关。我们全民应该有这样的意识，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空间，沙漠是很重要的载体，我们的绿色能源空间沙漠绿色是重要载体，而且我们中国又是治理沙漠大国。这次我在巴黎大会上，30号晚上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执行秘书长在家里面宴请我，还有苏伟司长和两个沙漠国家的环境部长，那两个国家的部长基本没有离开我，说你能不能去访问，能不能把中国的库布其模式给我们输出出来，我们那个地方确实太贫困了，因为哪里有沙漠哪里必然有贫困，哪里有沙漠，哪儿的环境最脆弱。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的信心和措施是在中国来说非常有先机、有保障、有条件。
王文彪:
目前在节能减排调整能源结构方面的措施已经很多，我觉得城市的增绿也是非常重要的措施。这两天雾霾很重，我嗓子都哑了，但是到了钓鱼台里面，那是另外一番天地，所以散步要到那里去。现在的房子太多了，种的树太少了。我们的同事应该先考虑种树，再考虑“种房”。谢谢。
苏伟:
刚才听了王董事长的发言也受启发，刚才朱市长也谈到了地方的行动和企业的行动。我得到一个很重要的启示，气候变化这件事是涉及面非常广，实际上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大问题，除了在能源结构，国家的整体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当中作出明确安排之外，一些具体的措施，包括能源结构、经济结构调整、发展的转型，植树造林、防治治沙等，甚至扶贫工作与气候变化都是密切相关的。中央也提出来到2020年彻底消除贫困，实现全面脱贫。这件事情从国家来讲，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通过应对气候变化在国际上来传播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些理念，实际上也是推动世界可持续持续发展。我们国家把应对气候变化和经济发展紧密结合，“十二五”专门有一章讲气候变化、绿色低碳发展，“十三五”、“十四五”甚至“十五五”围绕落实国家自主贡献的目标，逐步要把这些目标细化到各个五年规划当中。国家发改委作为应对气候变化主管部门，也是协调国家相关部门一起做这样一个宏观综合性的问题，综合施策，推进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
苏伟:
从体制上来讲，国务院专门有一个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李克强总理亲自担任组长，具体的协调和相关综合性的工作在国家发改委，包括对外谈判，包括国内相关政策措施的落实等。这一次巴黎会议谈判也是国家发改委牵头组织、相关部门一起共同取得的结果。实际上最终谈的也非常艰苦，关键是有了结果。下一步如何落实，刚才解主任也讲了，我们在落实国家自主贡献方面有一些具体考虑和举措。通过参加这次巴黎大会，传播了中国发展理念，发出了中国的声音，体现了中国在全球治理当中的影响力，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不仅仅是说说而已，实际上也确确实实在做。包括镇江一些地方政府代表团也参加了巴黎会，企业的代表也参加了巴黎会，通过巴黎大会作为一个窗口，作为一个平台来宣传我们发展的理念、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成就和政策行动。同时，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学习借鉴国际上好的经验，好的做法。应对气候变化是一个需要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统筹兼顾当前和长远的一件事，不是通过一次会或者一个规划就能实现，是一件长期的事，这件事情会长期做下去，我们相信从国家来讲持之以恒的解决这些问题，可能会对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对世界可持续发展也作出贡献。巴黎大会一个很重要的感受就是中国为世界作出重要贡献。
解振华:
这次巴黎大会，国际NGO乐施会的王彬彬同志也参加了，请她也讲讲。
王彬彬:
解主任提到的中国自主贡献目标是全面的，不仅有减缓还有适应，但是发达国家更多的是减缓，我们可以看巴黎协定，在巴黎协定最后文本里面前面开篇部分提到气候变化，我们应对气候变化关系到气候公正，关系到人类权益、妇女权益、代际公平，而且还关系到消除贫困，这些关键词出现在这样一个历史性的协定里，我们认为这与发展中国家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一直以来持续不断的推动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就像解主任说的，发达国家可能更关注的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但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关注的是我们的发展权，作为国际组织也见证了过去中国参与联合国气候谈判这么长时间的历史，尤其从哥本哈根谈判以来，我们认为中国发生了非常明显的自主性贡献的意愿越来越强烈，这种意愿其实是表现在不仅国际层面，而且在国内层面，两个层面都有非常明显的表现。乐施会是做国际扶贫与发展的，这种非政府组织，包括在中国内地很多非政府组织也参与巴黎谈判，而且据官方统计一共有48000个注册参会代表，里面有超过60%是非政府组织。我们为什么会参与到这样一个联合国气候谈判里面，就是因为我们要保证联合国气候协定最后推出来每一次协议的文本要有公正性，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既往历史协定里没有一次像巴黎协定这样出现一些公正字眼，关注弱势群体的字眼，我们认为这是中国建设性的贡献。
王彬彬:
我总结了一下，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一点之外，乐施会本身在巴黎大会期间也发布了一份报告，是“碳排放不平等报告”。这个报告的主要观点是，现在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还有一些西方人民，他们不太了解我们中国的一些实际情况，我们作为一个国际组织，希望在这个谈判上有一个公正的结果。现在一个普遍的观点是，中国碳排放总量在全球排第一，包括人均碳排放排位也超过欧盟排在前面，这种排名是不是公正的。根据第三方客观研究结果，我们分析指标是人均碳消费的指数，我们中国还有其他一些亚洲国家，其实是非常有名的世界工厂，我们生产的很多产品，并不是我们本国人民消费的，我们是运到一些发达国家去消费。当计算这种碳排放的时候，乐施会的观点是应该把这一部分生产消费的排放扣除，应该谁消费了就放到谁的头上，如果按照这样的标准来计算，像美国、欧盟那些国家排在前面。尤其让我们自己也觉得很惊讶，当我们把这个指标梳理出来，中国和印度排在最后。有一张地图，当时和解主任交流了，有一个人均碳消费指数脆弱性的排名，中国和印度排在倒数第一位，是最脆弱的国家。我们的报告提供不一样的视角，让大家参考，到底怎么样做到第三方公正客观的立场，不是说我们特别要站在中国立场上说话，而是你真的是回顾碳排放历史，一定要站在公约的基础上去发言。这是我想补充的。
王彬彬:
我这两天也参加了中国本土社会组织的一些巴黎分享会，他们也是非常积极去做一些贡献。我也得到一个数据，在中国从事与气候变化的社会组织一共有7400多家，应该有10多家参与了这次巴黎大会，从巴黎大会回来以后也联合，联合包括世界自然基金会、绿色和平、乐施会在内的，这些国际组织在中国有实际的气候变化工作的这些机构，包括参与了巴黎谈判的这些本土的社会组织，我们联合发布声明，发给媒体朋友、国际社会，表达在中国工作的这些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我们对于这次巴黎协会的价值的肯定，对于中国建设性贡献的积极肯定，还有就是对于社会组织，我们希望在下一步气候治理中作出进一步贡献的表态。
解主任在巴黎协定最后发言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清楚。解主任说气候变化我们要放弃“零和博弈”，我非常赞同这个观点，因为零和博弈就是一方是1，另外一方一定是0，有一个赢有一个负，气候变化不应该是这样的，气候谈判也不应该是这样的。
王彬彬:
我想提供另外一种视角，虽然我们放弃“零和博弈”，但是我们要看到的是现在气候变化问题是“双层博弈”。像解主任、苏司，以及我们的中国代表团，在国际场合面对各方谈判代表，在国内也同样面对我们要争取最大范围，最大程度的支持，才能凝成共识。在国内这些行动有了更大推进的时候，我们才能到国际社会上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发挥更多的建设性的作用。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就像解主任说的，是中国内在自己发展权的需要，同时也是国际的压力，也是双层的推动。正因为是这样，更需要我们在中国包括政府、媒体朋友，包括社会组织，包括公众，包括王总代表的企业，我们各方都应该作为气候变化利益相关者行动起来，社会组织比较擅长的是做公众参与、公众教育、公众宣传，我们也希望能够在这样一个“双层博弈”的框架中作出自己的贡献，和大家一起把气候变化的治理向前再继续推进，谢谢！
胡凯红: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见面会到此结束。应该说今天的内容非常丰富，吸引力很大，解主任以及几位代表也介绍了巴黎大会的细节以及大家关心的问题，同时对中国下一步怎么样落实协定，怎么样进一步推动节能减排提出了很多思考思路和措施，我们一起努力。
今天见面会到此结束，谢谢解主任，谢谢从巴黎回来的几位代表，谢谢各位记者朋友，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