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是网络大放光彩的一年。

    这一年，“钓鱼执法”、“开胸验肺”、“跨省追捕”等事件，在网络的强大攻势下，都一一得到解决。

    这一年，政府部门与网络有了互动：官方主动邀请热心网友组成了“躲猫猫”事件“网民调查团”，事件得到迅速处理；在“邓玉娇案”中，法院在法律与民意间寻求平衡，宣布抗暴但过当的邓玉娇为“防卫过当”，判处缓刑；“梁丽案”在网民一片质疑声中，检察机关作出了不是公诉案件的结论。

    这一年，网民推动法治进步。成都公民唐福珍因拆迁被逼“自焚”一事经网络曝光后，引发民众对野蛮拆迁和保护私有财产的关注，五位学者的上书，更是将《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推上修改的议事日程。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统计显示，截至2009年6月30日，我国共有网民3.38亿。这个庞大的群体对政治的影响正在释放，那些触犯公众道德底线、公权践踏私权的行为迅速发展成为网络热点事件。

    “屠夫”：网民代表很多样

     从“躲猫猫”事件、“邓玉娇案”到还在审理的“小学生卖淫案”，正是互联网形成的强大民意，影响和推动了这些案件的进程。一些网友作为网民代表，更是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参与其中。

    2009年年初，“边民”、“风之末端”、“温星”等网友参与由云南省委宣传部组织的“躲猫猫”事件真相调查团。他们的“起而行”，一改网民“坐而论道”的传统形象。

    网民“超级低俗屠夫”(又称“屠夫”)集陌生网友之资前往“邓玉娇案”事发地进行调查，并以近乎直播的方式发布信息，更是大大推动了事件的发展。

    “邓玉娇案”事发2009年5月10日晚，5月14日，“没有工作又不愁吃喝”的“屠夫”获知了相关情况后，和几位网友商议并决定亲自前往事发地。

    出发前，他公布了自己接受捐款的账户，“我自己也捐了2000元”。“为了取得网民的信任和支持”，他把自己和女儿的身份证、护照、港澳通行证等私人信息发布在网上。“让更多人参与到这起案子中去，让更多人关注，让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没力的敲敲键盘一起投入。”

    他的行动赢得了网民的信任。正是在网民的帮助下，他顺利找到了邓玉娇的家人，成功地说服了邓玉娇家人并取得信任，联系到了北京的律师，甚至见到了当时身在医院的邓玉娇，并第一时间在网上发布了探视邓玉娇的照片。

    回顾自己在“邓玉娇案”前后的表现，“屠夫“认为，自己只是扮演了网民和当事人、网民和律师、当事人和律师之间的“桥梁”的角色。

    “屠夫”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作为一名网民，他清楚自己能够凭借的是身后强大的网络民意。他努力“把案子放在阳光下晒”。

    胡彬：网络推手不走样

    天涯社区是人气最旺的网络平台之一。这个引领全民话题的社区网站，注册用户超过2000万，每天访问量超过3000万人次。很多热点事件是经天涯最先爆料，后经传统媒体报道而引爆网络舆论的，最终在舆论压力下事件得以解决。其中，最典型的是“钓鱼执法”事件。

    2009年9月，上海白领张晖遭遇“钓鱼执法”。愤怒的张晖写了一封公开信贴在了天涯社区，6天里获得了超过30万的访问量和4000余条网友回复。此后，上海司机孙中界遭遇“钓鱼执法”，愤而断指以证清白。此事经媒体报道后，激起轩然大波。在天涯杂谈里，网友纷纷声讨上海“钓鱼执法”。

    10月26日，沸沸扬扬的上海“钓鱼执法”事件终于以上海市政府层面认错而告终。

    在此期间，一直将“钓鱼执法”的讨论置于网站显著位置的天涯社区总编辑胡彬介绍说，推荐到天涯头条的帖子，例如“钓鱼执法”，事件的典型性、严重性，决定了它引起广泛关注并持续升温必然性，网站推荐不过为大家提供一个便捷参与的入口。他表示：“网络事件爆热的真正动力在于事件本身，也在于传统媒体的响应和互动。”

    胡彬说，网站和传统媒体都有可能成为网上舆论的源头，在舆论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网站提供了舆论滋生和放大的平台，传统媒体成为舆论最终“落地”的助推器，二者相互作用、相互借力，由此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声势。“互联网对于现实世界的干预力量，现在已经非常强大了。就中国情况来说，一个帖子，点击量和跟贴到了一定数量以后，就会成为一个事件，有关机构和个人会感觉到压力。”

    相比传统媒体，胡彬认为网络社区的优势在于更加贴近网民，更加快速直接。网络社区被视为大众话语平台，能够捕捉到传统媒体未及关注的地方，并促使其关注。

    胡彬同时表示，近年来，随着网络门槛的降低，网络暴力、恶搞、人肉搜索开始增多。这就要求网站进行适度的秩序引导和管理，朝着有利于社会整体文明和进步的方向努力探索和尝试。“在舆论引爆后，负责任的网站反而要设法平衡和降温，引导网友理性讨论，防止矛盾激化，避免造成更多的社会对立。我们希望网络舆论的表达，能够有效地推进社会沟通与和解，而不是引发更多的矛盾和对立。”

    胡彬认为，互联网需要适度的管理，但是权力的过度介入会影响舆论的自由表达，需要在这中间寻找平衡点。

    伍皓：学做网民好榜样

     2009年，政府在更主动地与网民交流。在各地的网络“新政”中，与广州、南京等地方政府普遍设立了网络发言人，及时回应网民关心的问题相比，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的尝试更为抢眼：QQ几乎整天在线、直接在论坛发帖“论战”、微博拥有6万“粉丝”……

    2009年2月，云南省委省政府在网站上刊登了由云南省委宣传部发布的公开招募调查员的消息，邀请网民组团调查“躲猫猫”事件。刚刚到任的伍皓因此高调进入公众视野。

    在震惊全国的“小学生卖淫案”中，从2009年7月7日开始，伍皓以网名“求真的力量”在凯迪社区直接发帖，3天发表了6个主题帖。伍皓以平等的姿态参与网络讨论得到网友肯定。

    “在西方国家，互联网更多的是用于电子商务，但是在中国，互联网更多的是被作为娱乐和公民表达意见的平台。”伍皓说，互联网上一篇小新闻也有众多网民跟帖评论，“这正是中国互联网非常独特的现象”。在他看来，“互联网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公民政治参与的平台，在公民政治生活里已经是不可或缺的渠道，而且是最便捷、最有效的途径之一。”

    “随着技术的进步，每一个在现场的人，都可以通过互联网传播信息。在这种情况下，你想‘捂’已经不现实了。”伍皓说。为此，伍皓力倡官员学习网民思维，并身体力行。他感叹，正是互联网的发展改变着宣传部门对突发事件由“捂盖子”到“揭盖子”的态度转变。

    在伍皓的微博上，记录着他的一次“无语”经历：一位泰国友人曾问他，“听说你是中国第一个愿意坚持与民众通过网络沟通的官员，但恰恰是你受到的攻击比别人多得多。”

    对于网上“被骂”，伍皓处之泰然：“谩骂是没有意义的，但是质疑有价值。”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很多网民对公共政策提出的一些质疑，是很有价值的。

    “网民一般是质疑的心态，是天然的反对者、挑刺者，从不可行角度想得多，网民往往能够一针见血地指出某项政策哪个方面不可行。而政府和领导干部通常对可行的一面想得较多，领导干部如果能够兼做可行性与不可行性研究，就会使决策更加科学。”在伍皓看来，这也是政府学习网民思维模式的重要意义。

    2009年11月10日，云南省召开了首场网络新闻发布会。伍皓认为，这一举措比起原有的政网交流，政府变得更加主动。“既有网民提出问题后网络发言人去回应，又有碰到热点、敏感问题，我们网络发言人主动向网民提供权威准确的信息。”他强调说，“这样就形成了双向互动”。

    他认为，政网良性互动，“一方面，从领导干部的方面来说首先是宽容、尊重网民；另一方面，我们也呼吁网民要做理性的、理智的、负责任的网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