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国新型城镇化蕴含巨大机遇 ——访摩根士丹利前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
城镇化是伴随工业化发展，非农产业在城镇集聚、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自然过程，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客观大势，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新型城镇化蕴含着巨大的机遇，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而言意义重大。如何理解和应对机遇背后的挑战？如何将其转化为共享繁荣、优化贸易的契机？日前，摩根士丹利前首席经济学家、耶鲁大学杰克逊全球事务学院资深研究员斯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与本报记者分享了他对中国新型城镇化面临的国内挑战与国际意涵的看法。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看来，中国的新型城镇化进程面临哪些挑战？应当如何应对？
斯蒂芬·罗奇：我主要谈一谈三大挑战。首先是环境挑战。大规模城镇化必须以生态友好型城市建设模式为前提。中国必须坚持这一转向。可替代材料、可替代能源、电动汽车、新建局部交通系统、新式轻型运输工具的使用率必须得到提升。如果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不能及时转入绿色轨道，将会不可避免地加重环境恶化与污染的危机，这不符合中国的核心发展策略。
其次是户籍改革。中国正在实施以放宽落户限制为中心的户籍改革。在新的户籍制度下，远离出生地的劳动者能够在其工作城市享受到社会保障待遇。中央政府已经将户籍改革的实施交到了地方政府的手中。如果户籍改革过程呈现割裂化趋势，那么整个新型城镇化进程也将难逃碎片化的负累。一些城市将从保障充足的落户人口中获益，而其他城市则仍将维持本地居民与流动人口混合的居住模式。中国必须竭尽全力为农民工带来公平一致的待遇，否则，便难以保证城镇化进程的连贯性与清晰度。
最后是教育改革。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将愈发依赖于服务业的成长。服务业驱动是近150年来世界各地城镇化发展的典型范式。在初级阶段，人力资本投资并非必不可少，批发零售、供应链物流、国内运输、水力和电力的生产和分配、金融业和医疗业的后台处理、酒店业、娱乐活动等基础服务业的发展，才是初期城镇化的主要驱动力。随着服务业逐渐向价值链高端爬升，医生、律师、金融分析师、商业顾问、精算师、软件工程师等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作者，将在城市经济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这类工作者是现代服务业创新的发动机。显而易见，中国应当大幅投资高等教育以培养新一代知识型工作者，使其具备从事高端服务业的核心技能，进而推进城镇化进程的深入发展。大学、创新孵化平台、初创企业社群应当联合起来，互通有无。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能否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带来经济效益？
斯蒂芬·罗奇：中国新型城镇化规划不仅仅是城市建设工程那么简单，应当将其理解为奠定现代消费社会的基石。对其他经济体而言，它意味着巨大的商机。
城镇化和消费型经济之间主要有两重关系。首先，城镇职工收入是乡村人口的3倍，这意味着城镇化将带来消费者购买力的提升。其次，城镇化和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是相辅相成的。新兴城镇和扩张中的城区需要多种多样的基础服务，包括生活用水、生活用电、移动通信、批发零售等，这些需求无疑会带来大量的就业机会，城镇就业则会带来个人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升。如此，便形成了良性循环。
对目前增长缓慢的全球经济而言，中国新型城镇化驱动的消费需求上升无疑是重大利好消息。2014年，美国耶鲁大学出版了拙著《失衡：美国和中国的依存关系》(Unbalanced: The Codependency of America and China)。我在书中作了一个预测：到2025年，中国服务贸易的扩张将达到4万亿—6万亿美元的额度，将为美国、欧洲国家、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的零售、运输、医疗、法律、会计、咨询等多个服务行业带来巨大的商机。对全球所有具有竞争力的服务供应商而言，中国新型城镇化意味着巨大的商机。问题的关键在于市场准入，在于外国商家是否有能力建立和管理分支机构，并开展联合经营。从这个角度上讲，中国政府需要与外国政府一道推进有利于跨境开放的双边投资协定。美中两国尤其需要在这个方向作出共同努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年来，随着中美贸易迅速增长，中美贸易失衡问题逐渐显现且不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那么，中国新型城镇化规划将会给美国经济带来怎样的影响？
斯蒂芬·罗奇：如果中国持续推进开放市场，降低乃至减免关税，外国商家便有可能在新型城镇化驱动的消费需求增长中分得一杯羹。这无疑有助于解决全球贸易中最具争议性的美中贸易失衡难题。但是，这里面涉及一个关键的问题，如果美国不提升国内储蓄率，那么就需要持续引入海外国家的储蓄盈余来促进本国的经济增长；二者必须以维持经常项目赤字和贸易赤字为前提，才能吸引外国资本。
作为世界最大的储蓄盈余国，中国很可能继续向储蓄短缺的美国提供资本。这意味着美国的商家必须在中国日益高涨的消费需求中分得更大的份额，才能缩小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美国的储蓄调整搭配中国的新型城镇化规划，相辅相成，双管齐下，才是解决美中贸易失衡的良方。（《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孙梦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