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11月6日报道】中国在过去30年来的变化之大可能会让试图分析这些变化的人感到无从下手。但如果把镜头聚焦在某个特定的地方，或许就能拨云见日。

    哈佛大学中国问题专家托尼·赛奇与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家胡必亮合著的新书《中国乡村，全球市场：中国农村发展中新集体所有制的作用》就采用了这种方式。

    两位作者用234页的篇幅探讨了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如何共同塑造了位于珠江三角洲一个名为盐田的乡村，这里正好赶上了中国崛起的大潮。

    本报采访了赛奇先生，请教了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

    问：你初次到盐田是什么时候，当时是什么情况？

    答：1976年，我初次到那里。放眼望去，满是稻田，人们用水牛充当畜力。尽管200年来社会经历了巨变，但看上去乡村生活的节奏却基本没什么变化。根本看不到高楼大厦或工厂。

    问：现在呢？

    答：受益于中国与全球经济的融合，它现在成了一个繁荣的制造业中心。你很难发现大片的农田。柏油马路取代了泥泞的乡间小路，成片的楼房取代了昔日的农舍。你完全不会想到它曾经是乡村。

    问：深圳经济特区的成立对盐田的发展产生了多大影响？

    答：特区成立后，这里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中国渐渐摒除固步自封的做法，香港厂家开始在与内地邻近的地区寻找便宜的土地和劳动力，而盐田由于靠近深圳和香港，逐渐成了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地。在最高峰的时候，大概有400家外资企业进驻。

    问：你在书中写道，家庭结构也是影响盐田成功的一个因素，这如何理解？

    答：有的家庭成员是乡党委成员，他们领导着全乡的主要企业、村民委员会以及股份合作制企业———全乡的土地及其他资产都归其管理。

    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这里资金匮乏，当地村民便找到生活在香港的一些亲戚，说服他们向与自己血脉相连的家乡投资。盐田为了强调这种身份，建造了一座纪念馆，来彰显自己与那些人的血脉联系，并在重要节日举行庆祝活动。

    问：土地集体所有制也发挥了作用，是吗？

    答：大多数经济发展有起色的村子都采取某种集体所有制的土地分配制度。盐田也不例外。

    集体所有意味着领导能够收回分配给个体使用的土地。这些土地随后租给外国投资人和国内企业。这就形成了股权经济合作的基础，为所有盐田正式登记居民每年派发红利，给他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财富。

    但分配的财富没有外来务工者的份，而后者对盐田的产业发展至关重要。盐田曾一度估计有15万外来务工者，受雇于400家企业。现在这一人数下降至8万。

    问：随着中国出口增长放缓，盐田的未来在哪里？

    答：工资、成本上涨而国际需求下降已给盐田的出口行业带来伤害。外资企业数量只剩下180家左右。几年前，村领导认识到，他们不能再单纯依赖出口。他们吸引国内企业来填补外国企业的空缺，所以总企业数仍保持在400家。但是，国内企业规模较小，通常创造的利

    润也更少。

    他们还支持提高外企的国内市场销售额，试图成为帮助外企开拓国内市场的服务中心。

    除此之外，村民也发展了自己的商业，比如房地产———尽管这一行业面临不确定的未来和激烈竞争———以及面向深圳和香港的休闲娱乐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