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尽管在《中国哲学家孔子》以前已经有来华耶稣会士所翻译的部分儒家经典在欧洲出版，如罗明坚对《大学》片段的翻译，但“《中国哲学家孔子》是耶稣会适应政策下产生的最高学术成果”。今天如果从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角度来重新审视这本书，它是一本具有世界文化史意义的重要著作。
首先，这本书深深地卷入了欧洲近代思想的变迁之中，它“是1600-1700年间耶稣会在文化适应方面最前沿的思想全面展现给欧洲公众的最后几个例证之一”。这本书出版后在欧洲所产生的反映，学术界已经做了很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说明：欧洲近代思想的形成并不是在单一的欧洲思想内部产生的，大航海后欧洲人走出了地中海，这不仅仅为他们早期的殖民扩张奠定了基础，也使他们开始接触欧洲以外的文化，对其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中国文化。甚至有些学者说，欧洲人在北美发现的是土地，在东方发现的是文明，一个不亚于欧洲文明，甚至发展程度高于欧洲文明的中国文明。正是通过耶稣会士的一系列汉学著作，中国文明的内在精神性价值展现在欧洲人面前。
“中国对于这个时代欧洲的思想、政治和科学思想的变化绝非置身事外。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哲学观念及其技术的例证强有力地影响了欧洲，向它提供了一种宝贵的贡献。”以《中国哲学家孔子》《耶稣会中国书简集》为代表的这些早期传教士汉学的翻译和著作“在整整一个世纪间吸引了知识界，不仅仅向他们提供了一些具有异国情调的冒险活动，而且还提供了一种形象和思想库。欧洲发现了它不是世界的中心……耶稣会士书简就如同其他许多游记一样，广泛地推动了旧制度的崩溃，在西方那已处于危机的思想中发展了其相对的意义”。
其次，这本书标志着由此而激化的中国礼仪之争，也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长期以来学术界都认为礼仪之争在本质上是一个欧洲文化史的事件，但应看到，礼仪之争同时也是一个中国历史重大事件。这个事件表明从晚明开始，中国已经卷入第一轮的全球化历程，对中国历史思想的研究已经不能单纯局限在中国本身来展开，礼仪之争就是中国从思想上卷入世界文化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李天刚说得好：“‘中国礼仪之争’是近代中西关系史上首次高级别的冲突。另外，它是中西双方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单纯的文化冲突。”
最后，这本书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次最为系统的对儒家经典的翻译，它标志着对儒家思想的解释已经开始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展开。可以说，《中国哲学家孔子》拉开了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中国思想翻译与研究的序幕，以后的卫方济、马礼逊、理雅格、卫礼贤等儒家翻译的汉学家都要由此开始自己的翻译事业。从这个角度看，这本书在中国典籍外译历史上具有奠基性的意义和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