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应对西方文化传播战略

　　《环球财经》：我国对外贸易已经略超美国，排名世界首位，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的对外交流非常广泛，与西方各国尤其是英美的交往不可避免。如何有效应对英美的文化传播战略呢?

　　张文木：国际文化传播既然存在着政治斗争，那应对它时就不能不讲策略。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此轮中美“蜜月”期以及我们利用它在力量不对称的条件下大规模发展和壮大自己历史性机遇正在接近尾声，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在其间的外交斗争就更要注意政策和策略。

　　中国崛起十分很难，但成就巨大;而要在独立自主地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说服国际社会接受中国的崛起，今后我们将有更长的路要走和更艰苦、更细致的工作要做。对传媒问题有深刻洞察力的美国战略思想家李普曼曾说在西方社会里“制造同意并非一种新技巧。他已经十分古老了。据说他已经随着民主政治的出现而消亡了。事实上，他是在技术方面获得了极大的改善”。无疑，在“制造同意”的能力上，西方拥有我们无法比拟的高效传播手段、巨大的资金储备、丰富的运作经验、严密的网络体系和组织机构及由此形成的更广泛的国际受众。因而，在中国国际传播手段不足、传播经验不足的历史条件下，要说服世界接受中国，就必须以高度的政治自觉(这是“文化自觉”的核心)的精神和“外圆内方”即不很“政治”的形式积极参与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传播体系，在其中有理、有利、有节地对西方损害中国国家利益、干涉中国内政的舆论长期坚持最坚决、最不留情面的斗争，同时也要尽可能地选择西方社会能接受的“普世”形式，在其中用中国的元素和解释去影响、说服更多的国家及其人民理解和接受中国的发展。

　　对于西方宣扬“普世价值”，我们在国际文化传播中不必要简单地抵制，而要在其中加入我们的解释，比如共产主义也是一种“普世价值”，这从中国孔子的“大同”思想到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中都有相通的朴素共产主义思想。这种朴素共产主义思想又与目前西方各种“占领”运动中人民发出的呼声又有相通之处。事实上，我们共产党人的理想完全可以也能够主导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的话语权。

　　我们反对的并不是“普世价值”而是按西方标准强求的同一的表现形式。即使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西方理论家，他们对于今天西方人所谓“普世价值”也是持批判态度;现在西方的政客们对他们自己宣扬的“普世价值”也并不真信，而只是将它当作忽悠他国交械投降的工具。既如此，我们也不妨采用“将错就错”的策略，接过他们的话语反客为主：在其中注入中国解释并随中国的发展渐进赢得舆论的主导权。

　　没有组织路线与之配合策略是不会成功的。这个道理也同样适用于我们今天的国际文化传播，面对拥有庞大资本、技术和长期的外宣经验的西方传媒体系，如果我们采取拒绝的态度，不参与这些比如“诺奖”评选等机制，就等于主动放弃影响世界的机会。当然，我们在参与这个体系时又忘记甚至放弃对中国利益的维护和说明，放弃了斗争，那更是没有希望的。

　　《环球财经》：我们需要承认一个现实，那就是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极高，不论是资源端还是市场端，都存在这一问题。我们既有通过融入全球经济体系赢得发展空间的现实需求，还有保持独立自主的内在追求。这样的发展之路，目前已经面临严峻的考验。

　　张文木：事实上，全球化的进程，是一个资本国家化和国家资本化分裂式并进的过程，前者是民族国家驾驭资本的自主道路，后者是民族国家依附国际资本的依附道路。中国在未来的国际体系中的大战略应当是坚持不懈地利用一切机会争取前一种命运，坚定且巧妙地避免后一种命运。

　　在许多时候，用枪打不倒的对手可以用笔打倒;用笔打不倒的对手还可用嘴“吹”倒。如果读一下1946年丘吉尔的“铁幕演说”，就不会怀疑美国就是这样被欧洲吹倒的。关注一下近年欧美有关中国的一些过高的吹捧言论，不难发现，欧洲捧杀的目标开始向中国偏斜。对此，中国不仅要提高警惕，更要知己知彼，学习其中有效我们今天又尚不熟悉的大国文化博弈的经验，为中国成长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而做好准备。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矛盾，这些矛盾已严重制约着中国的发展;但同时也要知道，西方世界内部积累起的矛盾比我们更复杂、更深刻，似乎达到了非战争而不能解决的地步。在矛盾面前，一切反动派确实是“纸老虎”。

　　如果中国在未来的世界中能够通过融合性的斗争，走出一条既有共同富裕，又有效率，还为世界大多数国家和人民所接纳的社会主义道路，那我们就可以继列宁、斯大林之后，通过中国成功的实践创造性地证明一国不仅可以建成也可以发展社会主义的历史结论。这不仅是对人类认识论的贡献，更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贡献，具有极大的世界意义。

　　（作者：张文木   来源：环球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