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语言学的战略功能
《环球财经》：谈到文化传播战略。我国从2004年起用孔子学院体系在世界各地设立的推广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孔子学院曾多次被他国质疑为间谍机构，类似的事件在英国、德国、美国都有发生。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张文木：在全球化时代，各国在面对英美优势文明的时候，应该重视对本国语言的保护和发展。从这个角度看，汉语的对外传播是非常必要的。需要看到，即使是近乎纯技术的科目语言学领域，也被英美纳入其文化传播战略。改造被征服国家的语言，是他们征服其他民族的重要步骤。原来在世界占支配地位的阿拉伯语、汉语、梵语等语言，在近代被英语、法语和拉丁语等取代。这些语言在向世界传播的过程中，将欧洲人的价值观输出到的世界，削弱或消灭了其殖民地的原生意识，强化了依附意识。
西方国家征服其他民族的最常用的手段就是用民族问题制造内乱和分裂;分裂这些国家的常用的方法是率先分裂、肢解它们的语言。他们通过资助一些对目标国家的民族生活习俗和语言结构进行研究，最终“研究”出许多与其国家共同体相排异的种族元素，并由此推论这些种族与他们所处的国家本“不兼容”，然后就进行炒作性宣传、鼓噪，在必要时不惜鼓动出兵推动其独立倾向。
近代英法美等国在不断整合统一本国和本地区政治形态的同时，不断从民族问题入手碎化世界其他地区，如巴尔干、中东及非洲。由此不难看出西方国家语言学研究具有的战略功能。
希特勒对英国娴熟地运用文化传播推进政治目的作法羡慕不已，他在《我的奋斗》中说：“在英国，宣传被作为第一级的武器使用;在我国，却是失业政客的饭碗，或者至多不过是一些腼腆的英雄们的一种职业。结果宣传对我们来说，其效果等于零。”
文化传播有国界
《环球财经》：近年来，英美等国一直在各国推进各种花色的颜色革命，在干涉他国时经常鼓吹的一个口号是“人权无国界”。有一句话应该可以与之相对“资本无国界，但资本家有国籍”。在文化传播领域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张文木：资源的绝对有限性与发展的绝对无限性的矛盾，以及由此引导出的国家力量的绝对有限性和国家发展需求的绝对无限性的矛盾，是人类及其赖以生存的国家发展自始至终面临的基本矛盾。前一种矛盾决定了国家间的斗争及贯穿其间的生存博弈是绝对的。不管这种斗争采取什么形式，它都是人类文明进步基本动力。后一种矛盾决定了前一种矛盾在国家抗力接近的条件下，是有和平转化空间的。
这就是说，关乎民族和国家的生死存亡的政治要求是研究文化传播问题的绝对前提，其他如所谓要“超越”民族国家的所谓“人类”共性的话题无疑也是存在的，但只能是在国家政治前提下话题，是政治的延伸。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特别强调在文艺宣传中的政治目标，这并不是什么“过分强调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而是国家文化传播战略的必然要求。
理论的正确与否需要经验过滤和检验。在国家层面，所谓的“文字的人性”要让位于民族生死存亡。在经验、特别是关乎生死的极端经验面前，人就容易接近真理并达成共识。文化传播始终贯穿国家政治战略这一观点的主要依据就是历史上大量发生过的生死经验。
在这方面，古希腊和中国战国时的齐国都是前车之鉴。黑格尔说：“希腊人把自由的幻想的欢欣当作宗教。”结果希腊的自由之花被罗马的金戈铁马征服。有文化的希腊人沦为奴隶，成了罗马的诗人、著作家、罗马人工作场所的监督、罗马人子女的教师。齐国曾是秦国最强的对手，就在秦国力行铁血统一的时候，齐国却沉醉于“稷下学宫，百家争鸣”。公元前288年，秦国捧齐国称为“东帝”。当秦国大军抵至齐国城下时，齐国竟不战而降。黑格尔说“文雅和修养根本是不合罗马人本性的”，事实上，“文雅和修养”也不是历史的本性。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环球财经》：谈到秦国、齐国这些战国史，历史上一些说法将秦国污之为“暴秦”。很多中国学者喜欢纠结于所谓的“王道、霸道”。今古对比，发现传承古罗马的英美基本上是“名为王道，实为霸道”，200年灭国无数了。
张文木：在国际斗争中只会“五讲四美”是不够赢得胜利的。道义在革命时期需要战场上的胜利来支撑，在建设时期就需要不断赢利来支撑;没有实际利益的获得，仅为道义而没有利益的牺牲最多只是一种斯巴达克式的殉难。
诱导对手走向失败的文化传播的方法不能简单地仅仅用道德标准来评判。对被压迫者来说，它是反抗的需要，对压迫者来说，它是统治的需要。战国时秦穆公就知道“立庸君以弱晋，得城池而强秦”。为了安抚与弱化中原汉族知识分子，满清统治者在明十三陵中选出好面子、特清廉却治国无方颇有戈尔巴乔夫范儿的崇桢墓地予以高规格改葬并多次隆重修缮，用经过无害化处理的普世理念虚化汉民族的反抗意识，以达到长期统治的目的。
同样的事物，在毛泽东这里完全就是另一种视角。毛泽东也重视明史研究，特别是注重汲取其中的国家兴亡经验。1944年毛泽东在延安时就要求高级干部学习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明史中，毛泽东最赞赏明成祖朱棣而少正面提及崇桢。毛泽东多次到明十三陵，曾有三次凭吊朱棣葬墓长陵。1951年4月他在长陵赞扬明成祖“敢在北京建都，敢把自己的陵放在这里，不怕蒙古人的铁骑，是个有胆识的人。这个皇帝长住土木行宫，理政练兵，很少在京城金陵办公，不忘戎武，这很不容易了。”1964年5月12日，毛泽东在谈话中说：“看《明史》最生气”，“除了明太祖、成祖两个皇帝搞得比较好，明武宗、明英宗还稍好些以外，其余都不好，尽做坏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