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5日，广东省出版集团、中国社科院科研局、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广东经济出版社、《经济研究》、《时代周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报告厅隆重举行了“未来10年中国经济走向”高峰论坛暨《影响新中国60年经济建设的100位经济学家》首发式。100多位著名经济学家、政府官员、企业家、媒体记者参加了会议。会上，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未来10年的走向做了各自的分析和预测，针对我国在下一个阶段存在的问题和困难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对策，对发展方式的转型与变革、增长模式的调整、进一步融入全球化、企业的发展与变革以及如何完善市场、拉动内需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热烈的讨论。以下是经济学家的部分发言。

    吴敬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股市、房地产的价格飙升应该引起严重注意

    中国经济到底怎么走，要看你怎么做。我画了两条线，一条线是一个W式的走势，一条线是一个长底部的U形走势。这是跟每个经济学家对于这次金融危机的原因的判断不同相关的。我的判断大致上是这样的：从现象上看，我们现在碰到的困难就是一个流动性短缺，需求不足，但是它的深层原因呢？我认为正好相反，深层的原因，是因为货币超发，因为流动性过多，使现象和本质之间、短期和长期之间出现了很矛盾的状况。我们可以看一看去年10月以前，我们碰到的问题正好相反。正是因为货币的连年超发，流动性过剩、杠杆化，以至于在美国金融危机冲击之下，它很快地就转化为流动性的严重短缺，需求不足。这跟全世界的情况几乎是一样的，当然，原因有不同，从根本上说呢，它是两个结构失衡共同运行的结果，就是美国的居民储蓄的严重不足和中国的投资率过高，这两个相反的结构失衡互补就衍生了这场危机。

    在这种形势之下，对应办法其实也是有两个的，第一种对应办法，就是从短期来看，我们有必要用政府的信用去取代民间的信用来支撑这个市场不至于崩盘。另外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来扩大需求，也是保持这个市场不至于崩溃。但是它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为由高度的杠杆化和货币超发、流动性过剩突然转化为流动性短缺、需求不足，是一个长期的问题，它引发了短期的问题。如果你不解决这个长期问题，这个短期问题是无法根本解决的。

    我们看现在的统计数字，很清楚，这一年来经济回升很快，这个需求总量是扩张了，而且需求总量支撑了经济的回升。可是，你仔细去分析三驾马车是哪一驾起了作用呢？消费，并没有太大增长，稍有增长，出口是下降的，那么谁带动了增长？投资。一年2万亿的政府投资、10万亿的贷款，它支撑的。那么，消费能不能起来呢？消费要起来，收入就要起来，收入不起来，只能靠政府发钱，政府发钱又要加税，加税的结果会对长期的个人家庭需求的增长起负面的作用。我们十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转到哪儿去了？按照十一五的规划，要转到效率提高上去，现在一说就是转到内需增加上去，我觉得理论上就有很大的问题。所以有些国家在去杠杆化，去泡沫化，消除过分发行的货币。我们现在出现了一种再杠杆化的趋势，这就妨碍了我们经济结构的再平衡的实现。所以，在我看来，我们现在在短期政策取得了明显成果的情况之下，要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解决长期增长的问题上去。否则我们就会走到危机发生前的那种状况，货币超发、再杠杆化，就蕴藏着新的一轮所谓资产危机的可能性。现在有些迹象已经表现出来了，比如说股市、房地产市场的价格飙升，更应该引起我们严重的注意。

    厉以宁　北京大学教授

    今后十年中国经济动向要看这十年内发生哪些大事

    要了解今后十年中国经济动向，必须要了解这十年内在经济方面或者正在进行中的有哪些大事，第一，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这对中国来说意义是非常深远的。中国的耕地18万亿亩，林地是25亿亩，还不包括国有的林地。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湖南，现在山上都种油茶树，这是非常好的食用油，又解决了农民收入提高问题，又满足了市场对食用油的需要，而且生态保护，这是第一件大事。

    第二件大事就是城镇化在加快。城镇化能解决一大堆问题，如果说每年城镇化提高一个百分点，今后十年会提高十个百分点，每年一个百分点，比如两千万农民连家属都要进城，进城到哪儿去，主要在县城和镇，比较大一点的镇，要盖房子、修马路、办学校、办医院、公共服务设施、水电等等都要建，这是多大的工程，全世界没有这么大的市场，城镇化的推行将加快中国的经济发展，这是第二件大事。

    第三件大事，自主创新、产业升级。搞了这个，在国际市场出口没下降，出口还上升，这将影响中国今后十年的产业发展方向，我们的技术突破口在哪里？经过中科院的讨论，第一，新能源，集中力量突破新能源，新能源将带动整个汽车行业改造，第二，新材料，新材料影响机器装备制造业的改造和房地产的改造。第三，生物科技，生物科技不完全是医学方面的，对农业、对畜牧业、对水产业、对制药业都有影响。第四是环保产业，今后我们不注意发展低碳经济的话，我们的产品就出不去了。

    第四件，民间投资将迎来高潮。创业板的推出。创业板最大的作用是鼓励了民间投资，这个影响在今后十年都是很大的，这么多人要进城怎么办？要解决大量劳动力，仍然要靠民营企业。

    第五件，社会保障体制改革。这是扩大内需的保证，是社会稳定的保证，城乡社会保障的统筹，这个问题如果逐步推进的话，在今后十年之内，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并且在社会稳定方面很重要。

    李扬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土地问题：未来十年影响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因素

    这次危机，确实使得我们对过去的几乎所有的事情都要重新来看，比如说我们过去在这次危机之前，当我们谈金融体系的时候，大家不自觉地认为美国的金融体系比较好，也有效率，监管又非常有效，对于全球的影响也非常之大，非常之深远。但是，危机就是在这样一个最发达、我们一直以为老师的国家里发生，还影响了全世界，这就让我们重新来考虑问题，这次危机可以说是一顶顶王冠落地，不仅仅是一些大机构王冠落地，一些大专家王冠落地，一些大国家王冠落地，一些以前我们认为是金科玉律的经济学道理王冠落地，需要我们重新来看。

    这次救市，全世界的货币当局包括财政部门和中央银行都向市场上投放了大量的资金，中国的情况也不例外。在我们前1-10月份，我们的M2增长了29%，我们的新增信贷将近9万亿，对于这样一个数据，有很多东西需要研究，那么这是不是中央银行造成的？这是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当我们说宏观调控的时候就假定当局是能调控的，但是情况不是这样。今年以来，我们货币政策操作事实上是非常紧的，第一，法定准备金率今年没变。第二，利率没变。第三，储备货币没有增长。第四，我们再看中央银行向市面上投出的货币，包括通过购买外汇、包括宏观市场操作吐出的货币，中央银行的货币，也没有比2007年和2008年多。也就是说，今年的货币政策操作是非常紧的，紧的操作产生了松的结果，为什么？

    我想有两个解释，一个解释就是中国特色的东西，一个解释就是全世界现在共同面临的问题。中国特色的东西就是高储蓄，高储蓄这样一个事情在中国已经至少二十年了，高储蓄下，我们必须高投资，我们必须高出口，这是宏观经济学的基本道理，如果国内消费不能吸收掉这个储蓄，我们必须通过国内投资和出口来吸收，如果不能吸收，那就GDP增长容易下降，所以我们20多年来，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高出口、高顺差、高外汇这些现象同时并存，大家对投资深恶痛绝，但是投资率越来越高，我们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措施，投资率越来越高，这次应对危机，还不得不公开地说要鼓励投资，这就表明中国经济运行有我们不理解的东西，不能拿教科书去套，不能拿外国的理论去套。这就需要探讨，这是中国特色的东西。中国特色的东西，由于中国现在在世界上受世人瞩目，所以也成了世界性的课题，探讨中国三高之谜成了当代经济学的很重要的话题。

    那么还有一个全球的因素。全球的因素就是说，金融部门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和实体部门之间的关系日趋疏远，不是那么近，而且金融上层建筑越垒越高，它自身有极大的腾挪的能力，能够让一个东西突然有，一个东西突然无。恐怕流动性这个词用得就不当，我也写过文章说用这个词概括这个现象是不对的，因为我们从货币的存量上来看是越来越多，但是这个存量的流通速度危机前后有了剧烈变化，危机前是迅速周转，危机中是不周转。现在是通过政府注资，使得这个存量得以流动，所以就出来更大一个概念，口袋资金的问题。我们现在讲市面上的资金供应，就是口袋资金的供应大小是个问题。

    我们还从货币政策来讲，全世界的共同问题是货币政策的效率在递减。怎么办？最近两年，人们从微观层面上去探讨货币政策的宏观问题，也就是说问题出在宏观上，我们的着眼点要在微观上，措施要出自微观，而且还要考虑到金融监管所具有的货币政策的效率。监管和货币政策其实是密切相关的。举例来说，我们要约束银行贷款，你可以提高法定准备金率，可以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这些手段，传统的、常规的货币政策手段，你同样可以提高资本充足率，提高拨备覆盖率，通过这样一些监管手段来实现。这就产生了宏观、微观、宏观结构、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之间的协调配合问题，如何协调配合，现在全世界也都在探讨。

    我感觉未来十年影响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因素，是土地及土地相关的各种问题。未来的问题也都会因这两个因素而发生。土地问题又联系到城市化、工业化、联系到我们的社会保障，土地是农民的社会保障，涉及到经济的所有问题。当然理论上，西方经济学，老的经济学是三要素，土地、资本、劳动，后来的经济学就两个要素，资本、劳动，因为它的土地是完全资本化了。中国其实正处在土地资本化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没有很好地、非常有意识地组织这个资本化的过程，现在经济中的很多问题由此而发。　

    刘世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经济要为进入中低速增长做好准备

    中国经济已经快速增长了30年了，这个势头还能保持多长时间，一般的估计是10年。未来10年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有大量的不确定性。但是至少有两点是比较确定的：

    第一， 中国经济将会转入一个中低速期。第二，这个转折时间不会太长。如果说我们采纳一个估计，中国的高速增长如果还能维持10年的话，就要面对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把高速增长时期这一段时间的潜力挖掘好，使我们的高速增长能够保持时间长一点。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要为进入中低速增长期做好准备。

    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做一个设想，当经济进入中低增长期以后，比如说在6%以下，5%了，会发生什么事情？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去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国经济四季度和今年的一季度总的经济增长率下来了，6%左右，出现了什么事情呢？企业的利润持续减少，财政收入大幅度下滑，就业出了问题，2000多万农民工没工作了。仅仅两个季度，我们就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如果说不是两个季度，是一个常态，怎么办？我这里只讲三个问题，我认为是比较重要的：

    第一是创新的问题。实际上创新问题现在讲得比较多，我想我们可以提一个比较具体的目标，当中低速增长出现的时候，大多数企业是能盈利的。前些年曾经有这么一个研究，当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低于7%或者低于6%的时候，我们大部分企业是亏损的，整个国民经济是不盈利的。而美国的经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1%、2%、3%是一个常态，但是企业是可以盈利的。中国低于6%，大部分企业就不能盈利，什么问题呢？中国的企业主要靠要素的投入，主要靠市场容量快速扩张。我们不会在市场需求增长放慢以后靠技术进步，提高生产率来盈利，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转变，但是要实现这样一个转变，就需要通过创新来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实现新的盈利能力。

    第二， 金融发展与金融风险防范。美国的金融机构出了问题，中国金融总体上保持健康，但是我们能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中国的金融企业在机制上、效益上比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更好呢？我想这个结论恐怕还很难得出。确实，这几年我们的银行业和其他的金融机构在推进改革上有了很大的进展，有些方面还是与时俱进的。但是不要忘了有一个大的背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一个很好的流动性和很大的业务增长空间。发达国家是宽货币、紧信贷。中国的情况，刚才李扬讲了，政策并没有放松，信贷却大幅度增长，这反映了中国目前银行业的行为特点和体制特征。因为有这么一个统计，前三季度银行信贷60%是投向各级政府的项目，政府项目是可以承担风险的。这种情况使整个分散风险机制存在着比较大的问题。因为这其中有一些中长期贷款是57年以后要还的，那个时候的回报怎么样呢？

    三，服务业的发展问题。如果说服务业占到50%以上，占到60%或者更高一点，宏观经济增长是多少，一般来讲是6%-5%，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结束，中低增长时期的到来，伴随服务业加快发展，制造业比例相对下降。如果服务业的发展跟不上，高速增长以后，可能出现一个比较大的下滑，中国现在的服务业面临相当多的问题，开放不足是最大的问题，我们现在的服务业无论与居民消费升级相关的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也还是与政府公共服务相关的服务业，其中既包括金融、通讯、运输等基础性的行业，也包括教育、医疗、出版、文化等行业，如果放宽准入，公平竞争，增长的潜力、创新的潜力应该说都是非常大的。

    王一鸣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

    至少三到五年中国经济可能是一个调整期

    中国过去30年应该说成功地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以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为标志，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它的内在条件都已经发生变化。我们可以仔细地看一下，事实上中国经济的调整早于金融危机对我们的冲击。如果按季度的增长率来看，07年的二季度是我们这一轮周期的一个峰值，07年的三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季度的增长率就已经开始调整，如果我们再看一下股市、看一下房市，这种调整都早于金融危机的爆发。07年底，股市和房市都在发生变化。这也就说明，中国经济的这一轮调整可能有它更重要的内在因素，我们过去30年高速增长积累的矛盾，特别是本世纪以来，这一轮高速增长积累的矛盾正在不断地强化，对中国经济的转型带来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中国模式有它很多特有的优势，大规模经济，带来的特有的优势，这种差异性、这种特有的规模优势可以分摊成本。中国模式还有人类史上史无前例的城镇化带来的巨大的市场需求，中国模式还有政府积极有效地参与竞争，这也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

    到任何地方去，都会看到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热情，在其他国家是很难见到的，它有很多特有的东西我们可以去总结，但是我觉得中国模式也有两个特别的约束条件，经济转型要解决这两个特别的约束条件，第一个约束条件就是对高投资和出口的依赖。第二个经济增长对低成本资源和要素、高强度投入的过度依赖，由于金融危机的爆发，使这两个基本约束条件进一步强化。因此必须解决怎么样来替代外部需求的贡献，有效地提升内部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特别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这是第一。

    第二，由于金融危机的爆发，我们产能过剩的压力不断加大。同时，由于重化工产能的过度扩张对资源的需求、对环境的压力带来的矛盾也在增加。再一个，由于资源和要素供需条件的变化，生产要素的成本也在继续上升。怎么样改变对低成本资源和要素高强度投入的依赖，提升创新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这就是我们转型必须解决的问题。

    危机以前，我们这一轮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一个全球资源和市场整合带来的分工深化和增长，由于分工深化，带来了规模效应的扩大，这种增长，过去几年，由于全球化的推进，创造了巨大的全球化的红利。危机以后，可能这个条件会发生变化，首先全球化可能会从危机前最高潮的时期进入一个相对低潮的时期。

    第三，全球失衡的再平衡调整。我认为这次危机也是全球失衡的一次强制性调整。我们这次危机势必进一步推动全球进入一个再平衡过程，发达国家也在提高储蓄率，降低消费率，可能这是一个趋势性的变化。这对我们也形成一个倒逼压力，倒逼你改变过高的投资率，提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未来中国经济，我想至少三到五年，都可能是一个调整期，我们的增长模式也会发生相应的调整。1、经济结构要进行一次战略性的调整。2、增长模式也需要一轮战略性的调整。3、保障这两个调整到位最重要的还是推进体制改革的战略性突破。过去我们体制改革是一个渐进的模式，现在剩下的一些领域可能都需要一些战略性改革攻坚来解决，包括要架构一个新的产权制度，像土地和环境的产权制度，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的要素高投入就不能很好地解决。

    张维迎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站在“中国本身就是全球”角度考虑问题

    中国经济现在面临很多转型，最重要的是从出口主导型转到出口和国内需求更平衡地发展。1870年到一战之前是第一次全球化，这一次全球化，全球出口占GDP比重从4.6%提高到7.9%，之后大致是去全球化，所以1950年出口占GDP比重达到5.5%，之后开始这一次的全球化，现在已经占到25.6%。第一次全球化，中国是最大的受害者，这次全球化，中国是最大的受益者。到2007年，我们的出口是1978年的553倍，GDP是82倍。由此我们判断中国的出口占到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4.6%，到2007年的37.5%。全世界所有的经济体按照顺序排，前十位的经济体只有德国出口占GDP的比重稍微超过中国，其他的国家都比我们要低，包括美国低得更多，才8.4%，日本才16.3%，现在英国也是16.7%。

    这么大一个国家，出口占GDP如此之高，确实让我们深思。这个趋势可能未来没有办法持续下去了。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每个都按照一个国家算，我们跟世界进行排序的话，大致来讲，广东是第一，排到世界第18位，这是2008年，按照汇率算，广东GDP大于波兰、印度尼西亚。第二位是山东，第三位是江苏，他们的GDP都大于挪威、奥地利、伊朗、希腊、丹麦、阿根廷。第四位浙江，大于委内瑞拉、爱尔兰、南非。第五位的河南GDP大于芬兰、泰国、葡萄牙、哥伦比亚。第六位是河北，GDP大于捷克、香港、尼日利亚。第七位的上海，大于罗马尼亚、以色列、马来西亚，四川GDP比重大于新加坡、智利等等。

    一百年前，全世界人口有16亿，美国大约是9000万，占5%多，现在全世界有68亿人，中国大致上占近20%，现在，中国的人口规模和一百年世界人口的规模是相当的。其实对很多产业来说，没有一定的规模是不行的，中国电信现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电信公司，就是人口多。我们可以这样考虑，中国本身就是全球，如果全球只有这么大的话，我们怎么发展？这是我们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过去30年，第一个十年里增加最快的前四位是广东、浙江、福建、山东，第二个十年排在前四位的是福建、广东、浙江、山东，全是东南沿海的，到第三个十年的时候，排在前四位的是内蒙古、陕西、天津、宁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说明经济增长的重心在往中西部转移。中国各省之间的差异本身在缩小。

    过去我们大致算一下中国任何两地之间的运输时间，现在大体是20年前的三十分之一，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为我们未来的增长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过去，出口比国内的交易成本、运输成本低，海运成本更低，未来我想会发生一个巨大的变化。下一步我们应着眼于怎么开拓国内市场。我讲的这个国内市场和我们现在讲的传统内需是不一样的。创造传统内需是宏观经济学的概念，用货币、财税政策增加需求，增加投资、增加消费，我完全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使中国经济的每个细胞都变得自由起来，创造力就会发挥出来，那么，中国作为一个全球本身，它的潜力就是无比巨大的。

    李晓西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院长

    不要过度解读消费不高问题

    今天我给自己出了五个问题，再一一解答它们。

    第一，未来十年中国经济速度是高是低是快是慢？我认为是持续在7%以上。2000年，我们讨论未来十年发展，当时说中国将进入世界四强，现在发现，说得还低了点。为什么能保持这样的高速度呢？我这一匹马还是有劲的，内需，潜力还很大。除了三驾马车，咱们还有四个轮子，资本、劳动、技术、资源。劳动和技术这两个轮子是越走越好，越来越有力量，大家看到我们技术装备在提高，劳动力供给还有潜力，我们的资源轮子有点问题，不那么圆了，走起来有点摇晃，三匹马总体来讲也不是都那么强，有点弱，但是拉着这个车走到7%，还是有信心的。

    第二，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是左是右是东是西？我认为将继续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上前进。这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什么叫做中国模式。我想中国模式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模式。它的本质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当前出现的新问题，关于国进民进、国进民退，现在在国进民退上面，大家有很多担心，既然搞市场经济，民营经济还是要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才对。我自己有个概括，计划经济实际上是精英经济，相信少数人特别聪明能干，能够决定千千万万人的生产生活，市场经济是相信千千万万劳动人民的经济活动，虽然是盲目的，但是是有规律的，有方向的。这两方面要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讲究结合。如果我们把国进看成是应对金融危机的一种特殊的办法，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长期这样做，也是有问题的，尤其现在对一些民营企业采取的一些措施，要关闭小企业，因为你的产能太多了，这个东西已经过剩了，就要把你关掉。我想我们在座的各位都知道产能过多了，最大的调整力量是什么？是市场。如果他犯了什么法，政府可以出面关闭。如果把过剩不过剩、是不是重复建设当成是否要关闭的一个理由，就太漠视市场的力量了。美国模式出事了，有人说市场经济有问题，还是计划经济好，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是别忘了，集中力量办蠢事损失也不小。我想我们还是要进一步推进我们的体制改革，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关系上，我们能正确地、科学地理解它，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是靠内需拉动还是要靠内外需双轮驱动？我感觉，我们在解读提高内需上，要悠着点，提高我们的消费需求好不好？好，近十一二年，我们的消费需求下降十几个点，但是它有很多客观性。我们现在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中期，毕竟没有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这个阶段我们说投资多了一点，有些是不可避免的。这个时候我们希望一下达到发达国家的消费水平，这个不可能。大家过度解读消费太低不行，现在过度解读很危险，我参加一些会议发现，我们过度解读，别人就说，因为你消费不高，因此出口过多，造成了美国不平衡，最后把中国和美国的储蓄一联系，中国就成了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之一了。过分解读，也给外国人搞贸易保护提供口实，外国人说，中国人自己都说要搞内需了，因为你自己说出口太多了，你凭什么还搞出口。我们还是内外需两个轮子都要动，外需如果转回来都变成内需，需要有190%的供给，我们承受不了。所以，我们还是不要过度解读这个。

    第四，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颜色是黑是白色，还是混合色？我认为，未来十年中国发展要带上更多的绿色。因为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多年来，黑色的东西确实多，能源、矿产，消耗量确实大，这么发展下去，我们就不能持续了，为了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现在必须要搞绿色经济，绿色经济是个世界潮流，并不是我们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才提出来的。这也不是我们一个国家的事情，是全球的，面对气候变暖这样严峻的问题，我们讲新能源或者碳交易排放、减排等等，这都是必须做的。我们的海水55%被污染，河水50%以上被污染，这是非常严峻的。绿色经济将不仅是新的经济增长点，还会给我们子孙后代带来福祉。

    第五，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范围是内是外，我认为，将从对外开放走向向外发展。对外开放好像是我们敞开大门迎接别人，守株待兔，我们未来十年应该是走向世界、融入世界。这次危机使外资来华投资2009年几乎全部亏损，他们的国际联系太多了，他们和国际市场接触越多，亏损越严重。以广东为例，广东三资企业亏损达到了将近20%，民营企业只有1.5%。我们现在到了把出口的主力、第一主体由外资变成内资的大好时机，我们的民营企业，温州的企业，他们出去买品牌，出去购技术，他们说现在品牌和技术价格大幅下降，现在需要银行支持他们资金，相信他们做得会很好。我觉得现在内资企业要尽快成长，我们的政策要对我们的内资尤其是民营企业给予与外资、与国有企业一样的支持。不管中国愿意不愿意，已经成为一个有世界影响的大国，我们去国外协调的时候，无论在IMF还是世界银行，话语权越来越大了，这个时候，恰恰是到了中华民族振兴的好时机，我们现在能不能使大家振奋起来，使得我们各种企业全面参战，已经到了关键时候了。如果我们做到这一点，十年以后就能看到它的曙光了。

    迟福林 中国(海南)发展研究院院长

    十二五如果不转型对今后二三十年的影响可能是毁灭性的

    我们讨论未来十年中国经济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十二五计划。所以在这里，我想就十二五发展方式转型与改革提出三个问题：

    第一，如何客观分析十二五发展方式转型与改革的约束性条件。有两件事很重要，第一件事，有两个判断需要提出，这个判断就是支撑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外内部条件发生了什么变化。首要的一个变化是外部市场的变化。外部市场的萎缩恐怕是一个中长期的趋势，可能也伴随着一个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外部条件的变化下，我们这些年坚持以出口为导向的增长模式是否应该终结。内部条件最重要的变化是需求结构发生了战略性的变化。这个需求结构变化突出地表现在，私人产品的短缺转到了公共产品的短缺，当然也伴随着从日用消费品到耐用消费品、从对物质的追求到对人自身发展追求的变化，这样的内部战略需求的变化，当然这是一个发展阶段的变化所带来的。这样的变化下，我们这几年长期坚持的以总量扩张为目标的方式是不是应当终结了？十一五确定的增长方式转变，特别好，但是现在看，大部分目标都没有实现，可是十二五如果再这样做下去，依然没有转变增长方式，恐怕对中国今后二十年、三十年的影响都是重大甚至某种意义上是毁灭性的。十二五如果我们做得好一些，就会形成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发展的新的历史起点。

    第二，十二五发展方式转型和改革，到底涉及哪些重大的问题。我想至少有四个问题：

    1、关于消费主导这个时代的转型变革。我想说中国的现实情况，乐观地看，未来五年左右，我们的消费率提高10个百分点应该是有可能的，居民消费率提高15个百分点也是有可能的，但是，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制度安排。

    2、城市化时代的转型与改革。有人说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已经过去了，我的看法正相反，我想未来五到十年，中国正处在一个城市化加快发展时期，如果搞得好，我们提高城市化率，由45.68%提高到55%左右，可能性极大。这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制度安排，一个是城乡二元制度结构能不能在未来五年左右有个实质性的突破。二是行政体制改革能不能按照城市化发展的趋势有一个大的突破。现在无论是城市群、大城市发展还是省直管县都涉及到行政体制和城市化发展如何相适应和调整的问题。

    3、涉及的基本问题就是公共产品短缺时代。我们现在从私人产品短缺进入到公共产品短缺，这样一个变化我想是形成后十年二十年中国消费主导发展方式转型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条件。

    4、低碳经济时代的转型与改革。我想低碳经济是一个新的发展模式，我们现在讲硬约束，这个硬约束不仅是指标的约束，恐怕重要的是制度的约束。比如说我们资源能源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比如说环境产权制度的改革，再比如说碳交易机制的改革。

    第三，十二五发展方式转型与改革的关键性因素何在？我想简要提三个问题：1、十一五确立了比较好的一些思路、规划，在相当程度上落空的原因何在？我想十一五规划当中，把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作为一个出发点，把结构调整作为一个主线，这个思路特别好，距十一五结束还有一年，现在看，这些大目标都尚未实现或者难以实现，基本是这个格局。为什么没有实现，我认为政府主导型的增长方式不仅没有多大的改变，反而在最近几年还有进一步上升的势头。地方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有几个主要的特点，比如说以追求经济总量为目标，以扩大投资规模为主要任务，以土地批租和重化工业项目为主要特点，以行政干预和行政推动为主要手段。所以能不能说十一五确立的这样一个目标没有或者在多方面难以实现重要的因素在于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尚未改变。2、为什么我们从03年开始提出的政府转型到今天都转不了，我想一个最实质性的问题就是政府转型和政府的自身利益问题日益紧密地捆绑在一起。从最近这个时期来看，政府自身利益倾向的形成不是局部的，是有全局性的，这就加深了政府转型的难度。3、十二五，发展方式的转型和改革，重要的是确立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结构性改革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