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相信有年纪的中国人一定都不会忘记，1949年10月3日，中苏正式建交，苏联成为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

    转眼60年过去，俄罗斯现任总理普京在2009年10月12日到访北京。叙起60年的过往，中国总理温家宝引用了俄罗斯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话意味深长地说：“正确的道路是这样的：吸收你的前辈所做的一切，然后再往前走。”普京则引用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的话相应和：“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意指两国人民彼此之间的友好感情永远不会消退。

    在这个特殊的纪念日，本刊也独家专访了四位亲历中俄60年风雨的核心人物---他们的叙述，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从过去照进现实和未来的意义。

    齐赫文：唯一参加开国大典的外国使节

    解放军进入北平的那天，所有外国领馆工作人员都很害怕，纷纷把大门关上，而齐赫文所在的苏联总领事馆相反，敞开大门，外交官们和家眷一起，走出来欢迎解放军

    齐赫文家的客厅，犹如一个小型的中国艺术品展览馆：书法、国画、陶瓷随处可见。而真正透露主人不凡身份的，是墙角摆放的液晶电视机---电视机下方赫然印着“赠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俄罗斯老战士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2005年5月8日”。

    在中苏（俄）两国关系史上，齐赫文是必须被提到的名字---这位91岁的老人，不仅见证、而且直接参与了中苏建交这一重大外交活动。

    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虽然过去60年了，但我对那些历史事件记得很清楚。”

    三问毛泽东

    齐赫文本名谢尔盖·齐赫文斯基。20世纪40年代在重庆工作时，郭沫若和邵力子为他取了中文名字。

    在讲述中苏交往的历史片段时，齐赫文首先提到的日子是1949年1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的那天。

    他回忆，解放军部队沿着前门大街行进，场面非常热闹：口号声、欢呼声、乐声交织在一起。但是，当队伍进入外国领馆区的东交民巷后，一下子肃静下来。当时，所有外国领馆工作人员都很害怕，纷纷把大门关上，担心会发生抢掠。而齐赫文所在的苏联总领事馆相反，敞开大门，外交官们和家眷一起，走出来欢迎解放军。

    同年6月，齐赫文与苏联援华专家组负责人科瓦廖夫，应邀与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共进午餐。这是齐赫文第一次与毛泽东见面。午饭后，科瓦廖夫与周恩来、刘少奇等人准备刘少奇秘密访苏行程和所需文件，桌前就剩毛泽东与齐赫文两人。

    齐赫文告诉记者，他当时写了一本关于孙中山的书，但莫斯科的出版社希望在印刷前了解一下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于是，我问了毛泽东。他说，只有共产党才能很好地完成孙中山先生的遗愿，而国民党则背叛了孙中山。毛泽东还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这个话题结束后，齐赫文又问毛泽东，如何看待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他当时正在准备自己的博士论文，题目与改良运动有关。毛泽东也很详细地谈了，并表示自己年轻时，“曾对改良派人物的著作很感兴趣，但随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由于其他人还在忙着工作，齐赫文看机会难得，就提出了第三个问题：可否将汉字拉丁字母化，用来帮助中苏边境地区的中国人扫盲。毛泽东说，他知道这个做法，而且有人在延安曾尝试过。但他本人坚决反对。他说，汉字拉丁字母化，将毁灭汉字五千年积累的财富，以及所有用汉字书写的著作。

    “赶紧给莫斯科发电报！”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时任“苏联驻北京总领事”的齐赫文受邀参加。虽然当时在北京有美、英等国总领事馆，但有幸站在观礼台上的外国使节，只有他一人。

    齐赫文说，开国大典最后燃放了礼花。这时，周恩来的助手韩叙过来告诉他，周恩来希望他回到总领事馆后不要立即去北京饭店出席国庆招待会，因为中方将派人送来信函。

    回到总领事馆后，他让工作人员事先预订了电报线路。不久，韩叙带来了周恩来的一封信，信中通报了新中国政府成立的消息，并表示希望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

    齐赫文马上给韩叙和自己各倒了一小杯白兰地，以示庆祝，并立刻开始翻译周恩来的这封信。他请韩叙逐字核对翻译是否正确。韩叙不懂俄语，所以两人用英语和汉语沟通，以便确保翻译无误。翻译完毕后，他把工作人员叫来：“赶紧给莫斯科发电报！”

    说到这里，齐赫文向本刊记者展示了经他翻译的周恩来信函的复制品，中文原文如下：

    苏联驻北京总领事齐赫文斯基先生：

    兹通知您，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发表了公告。

    现具函将此公告送达给您，并希望您转给贵国政府。

    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世界各国之间建立正常外交关系是必要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部长周恩来

    1949年10月1日于北京

    新中国迎来第一位履新的外国使节

    齐赫文回忆道，因为开国大典当天的很多事让他激动不已，所以他回到住处后竟一时难以入眠。10月2日早8点，昨夜值班的总领事馆工作人员弗拉基米尔，急匆匆地敲响了齐赫文的房门：“我听了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广播，有杂音。但我清楚地听到广播里提到了您。”

    随后，他了解到，由于北京和莫斯科之间有时差，所以那封电报到了当时还在工作的斯大林手中。斯大林读完后，命令立即把它转发给各大报社。

    10月2日，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葛罗米柯给周恩来发电报，表示苏联政府承认新中国的中央政府。齐赫文因此不再是总领事，而被任命为临时代办。随后，他按照莫斯科的指示，去中南海找周恩来，询问中方对于苏联准备任命罗申为驻华大使的态度。

    周恩来请示过毛泽东后告诉他，中方将通过中国驻莫斯科临时代办戈宝权正式通知苏联外交部。

    10月3日，周恩来复电葛罗米柯，对苏联政府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决定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表示热烈欢迎，中苏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10月4日，罗申由莫斯科启程，于10日抵达北京，成为新中国接待的第一位履新的外国使节。

    在筹备呈递国书仪式时，齐赫文应周恩来的邀请担任非正式顾问。他表示，由于中方没有举行类似活动的先例，因此罗申递交国书的仪式，参考了部分苏方经验。

    “在所有方面，我们的关系都正经历着一个巨大的上升期”

    1950年夏，齐赫文携家眷返回了莫斯科。此后，他被派到英国和日本使馆以及联合国工作。但是，无论在哪里，他都一直关注着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生活。1957年10月，苏中友协成立，齐赫文当选为理事。

    他特别告诉本刊记者说，即便在中苏关系恶化之后，包括“文革”期间，苏中友协也定期开会，并在中国人民的重大节日，或中国领导人、革命家、文艺界知名人士的纪念日期间，举行相应的活动。

    上世纪80年代初，齐赫文应苏联驻华大使谢尔巴科夫邀请，到北京与中国人民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见面，并达成协议，恢复两个协会之间的交往。随后，中方邀请苏中友协访问中国。齐赫文率领的代表团，成员包括负责武汉长江大桥建设的工程师西林，还有演员、作家、音乐家、画家等。除北京外，他们还去了上海、西安等地，参加了“很多热情洋溢的会见”。

    1986年至1998年，齐赫文任苏中、俄中友协会长。此后至今，他一直是俄中友协名誉会长。

    这位年过九旬的老人对本刊记者说，对于俄中双方而言，最重要的是，现在两国领导人能够定期举行会晤，并通过谈判方式解决所有问题。他对于2001年签署的《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及两国为发展合作而建立的各种机制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还将俄中互办的“国家年”称作两国交往过程中“史无前例的”活动，并希望今明两年双方举办的“语言年”活动也能够有助于增进彼此友谊。

    “目前，在所有方面，我们（两国）的关系都正经历着一个巨大的上升期。”齐赫文提高了声调，语气坚定地说。

    欧福钦：遍访中国三代领导人

    “我觉得，邓小平很睿智，因为在向市场经济过渡时，尤其需要国家调控。可惜的是，苏联70年间，我们没有保存住全国人民辛苦创建的财富”

    1953年3月，27岁的弗谢沃洛德·奥夫钦尼科夫平生第一次来到中国。这位苏联《真理报》的记者，从此将个人命运与两个国家的命运连在了一起。

    2009年9月，已是满头银发的他，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称自己为“幸运的人”，原因是，“不仅见证了许多重大事件，而且还结识了新中国的三代领导人。”

    周总理亲自安排采访

    初到北京的奥夫钦尼科夫，在王府井附近的一个四合院里安顿下来。他的居住条件一般：窗上蒙着窗户纸，屋子里要用炉子烧煤取暖。

    当时，在新中国首都工作的外国常驻记者总共只有十几人，外国驻华使节也不多。因此，每次在北京饭店9楼举行官方招待会时，所有外国使节和记者都在受邀之列。活动的氛围是家庭式的，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来宾的座位相隔不过几米。

    周恩来为人随和、爱开玩笑。他知道奥夫钦尼科夫精通中文，于是便对这位《真理报》记者说：“你的名字太长了，应当简化一下，不如叫欧福钦---欧洲的欧、幸福的福、钦佩的钦。”奥夫钦尼科夫欣然接受。

    后来，这位中共最高领导人之一竟亲自为他安排了一次采访。

    欧福钦回忆说，一个星期天，他接到一个电话，告知“一会儿周总理要和你通话”。周总理说：“不少外国记者要求采访我，为什么苏联记者没有提出？您现在就来吧，我一个小时后在中南海等您，将回答您的提问。”

    欧回答，那是因为，对他和同事来说，没有来自莫斯科的指令，是无权（向中国国家领导人）提出采访要求的。

    他们到了中南海之后，周恩来知道他懂中文，就说：“第一个问题由您提。” 他本来想问，中国什么时候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但话一出口，却变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什么时候加入联合国？”

    周总理马上回答说：“对于《真理报》这样的报纸来说，提出如此错误的问题是非常糟糕的。我们不是准备加入联合国，我们本身就是它的创始者之一。现在，国民党蒋介石把持着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不是中国何时加入的问题，而是何时恢复中国席位的问题。”

    毛主席向他伸出手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共八大在北京召开。

    欧福钦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真理报》在一版报头位置用中俄文醒目地刊出了“向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致以兄弟的敬礼！”的标语，并登载了毛泽东的大幅照片。欧福钦与另外两名驻京记者合写了通讯《全中国人民生活中的大事件》。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1956年是中苏十年论战的开始之年，但两国间兄弟般的友好关系尚未恶化。苏方专门派代表团来华出席会议，并在八大期间，每天通过飞机将《真理报》从哈巴罗夫斯克空运至北京。

    欧福钦对本刊记者回忆，在会议最后一天，毛主席意外来到了外国记者工作室。他问：“哪位是《真理报》记者？”

    欧回答：“我就是。”

    毛主席向他伸出了柔软的大手，说道：“辛苦了，辛苦了！报道得很好！”

    以后，欧福钦在北京的生活发生了变化。他们搬出了四合院，住进人民日报社的一栋楼里，房间条件很好。最重要的是，到外地不用向外交部写申请，只需要和人民日报打声招呼---因为《真理报》和《人民日报》是兄弟报社。

    “比如，我打个电话说很想去云南采访。他们就和自己在云南的记者取得联系。我坐飞机过去，和《人民日报》记者一起去见省委领导，马上解决所有问题---去哪里，怎么安排汽车，谁带我们去，谁负责安全等等。”欧福钦说。

    由于中文功底深厚，欧福钦往往能够与各界人士直接对话，并获得一手消息。一次，他回国休假期间，受到了主管社会主义国家事务的苏共中央联络部部长安德罗波夫（后成为苏共总书记）的接见。当欧福钦讲述了有关毛泽东打算不再出任国家主席一职的消息后，安德罗波夫惊讶地表示自己尚未收到任何报告。于是，他邀请欧福钦担任自己的顾问，并允诺很多优厚的待遇。但欧福钦最终选择留在中国当记者。

    随戈尔巴乔夫会晤邓小平

    1959年，欧福钦结束在中国的7年任期后回国。20世纪50年代是中苏关系最热络的时期，欧福钦发自中国的报道被《真理报》频频刊登。然而，进入60年代后，随着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恶化，昔日热门的中国话题在苏联已不受关注。欧福钦改学日语，并随后去日本工作了7年。

    进入80年代后，中苏关系逐渐解冻。戈尔巴乔夫于1989年5月访华。苏联代表团成员名单中，欧福钦的名字赫然在列。这一次，他的身份是负责参与起草相关文件的专家。

    此次访问的重头戏当然是85岁的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与58岁的戈尔巴乔夫举行的高级会晤。邓小平为这次会晤确立了主题---“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欧福钦对记者回忆，他参加了戈尔巴乔夫与邓小平的会晤，但“我们没有被请出去，我只听到戈尔巴乔夫对邓小平说：‘我们应当用推土机把这个陈旧的共产主义政治体系推平，然后所有改革才能够进行下去，否则所有一切都将掉进沙堆里’”。

    对此，邓小平回答道：“现在我们和您正行驶在一条乡间土路，也就是计划经济。它是坑坑洼洼的，但已经被车轧平了。而右边有一条高速公路，也就是市场经济。我们需要从现在这条路转向那条路。为了能够转过去，必须牢牢掌握方向盘，而您建议去掉方向控制！那么，您怎么将汽车从这条道路转向另外一条呢？”

    欧福钦说：“我觉得，邓小平很睿智，因为在向市场经济过渡时，尤其需要国家调控。可惜的是，苏联70年间，我们没有保存全国人民辛苦创建的财富。”

    三次采访江泽民

    让欧福钦津津乐道的，还有他与江泽民的三次见面。

    1956年，新中国正热火朝天地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长春一汽是“一五”期间苏联援建的重要建设项目之一。当年7月，该厂建成并试制成功第一批国产载重汽车---“解放牌”。

    欧福钦到一汽后，厂方向他推荐了几名年轻人接受采访，其中就包括曾在莫斯科利哈乔夫汽车制造厂实习的江泽民。欧福钦和江泽民同岁，两人很谈得来。不过，由于欧福钦在撰写稿件时将笔墨都用在描述第一辆“解放牌”如何装配上，因此没有提到接受了采访的那位中国工程师。

    欧福钦回忆道，当1990年自己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再次见面后，江泽民打趣地说：“太遗憾了，我当时和您谈了整整一个小时，但您没用我的一句话。”欧福钦马上解释其中缘由。于是，江泽民就把自己就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后第一次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机会，给了老相识欧福钦。

    2001年，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年逾七旬的欧福钦成为采访此次活动最年长的记者。按计划，他将同其他17名记者联合采访江泽民。但因江泽民公务繁忙，将接受采访改为同记者合影留念。

    但当他和其他记者从江泽民的办公室走出来时，欧福钦被留下了，并和江泽民单独谈了37分钟。江泽民说：“我们倒过来做个采访，我问您答。”欧福钦告诉记者，江泽民感兴趣的话题是，苏联体系是怎么崩溃的，怎么就一下子垮掉了，中国共产党要从中吸取哪些教训。

    欧福钦的回答是：“遗憾的是，我们（苏联）的共产党没有教育人民要有公民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也就是说，每个人自身就应该是国家政治生活的参与者。虽然我们都（参加选举）投票，但决定是上层做出的，而不是我们。这就产生了负面作用。”

    欧福钦对本刊记者说，虽然俄中两国关系中不再有意识形态的成分，但是双方拥有漫长的共同边界线的事实，还是存在的，“对我们来说，中国是最邻近、最亲近的国家。”

    在他看来，俄中两国背靠背地面对威胁和挑战，互为对方的战略后方；在发展问题上，两国则是面对面的，“这是很大的优势”。他表示，目前，西方正进行大规模的鼓动，将中国称作俄罗斯的威胁，“我认为，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的”。

    欧福钦认为俄罗斯国徽中双头鹰的形象很有代表性---在朝西方看的同时，更要关注东方，并且应当和中国一同参与复兴古丝绸之路，“不仅将它作为交通要道，而且是能源桥梁。”欧福钦说，对于俄罗斯来说，“重要的是利用伟大中国这个邻邦的活力，来帮助我们发展俄罗斯的亚洲部分区域。”

    罗高寿：60年代发生的许多问题，原本可以避免

    腿脚不便的罗高寿拄着拐杖，一边蹒跚前行，一边还打趣地引用邓小平的名言自言自语道：“胆子要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

    在中国，如果提起伊戈尔·罗加乔夫，恐怕很少有人知道是谁；而如果提起罗高寿，不说家喻户晓，但至少是一代中国人熟悉的名字。

    由于2008年9月因车祸受伤，前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在公开场合露面的机会减少了。中俄建交60周年之际，《望东方周刊》记者原本得到了与老人面谈的机会，但终因他的健康原因而未能如愿。为了还原罗高寿在中俄关系的历史坐标，记者翻开了以往的采访记录。

    中文名字继承自父亲

    罗高寿的父亲阿列克谢·罗加乔夫是一位对中国有着深厚感情的汉学家兼外交家。他最早把中国古典名著《水浒》和《西游记》，以及鲁迅的《祝福》、老舍的《无名高地有了名》、马烽和西戎的《吕梁英雄传》等作品介绍给俄语读者。

    阿列克谢·罗加乔夫为自己起了个中国名字---罗高寿。这个美好吉祥的名字，后来被他的儿子沿用，并且成为了中俄友谊的一个符号。

    2004年7月，时任俄罗斯驻华大使的罗高寿，在对本刊记者谈起与中国的渊源时说，自己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的热爱“都是从父亲那里继承的”。

    罗高寿一出生就在中国生活。1932年，刚满一个月的他跟着母亲来到新疆，与正在迪化（今乌鲁木齐）苏联总领事馆任职的父亲团聚。1936年，他又跟随父母到了哈尔滨的苏联总领事馆，那时的哈尔滨和整个东北已经被日本占领。

    “那年冬天很冷。日本占领军宣布封闭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不许人员外出。当时生活很艰难。父母不许我在院子里玩，因为害怕把地上的积雪弄脏---总领事馆日常饮用水主要就靠这些积雪。直到法国驻哈尔滨总领馆派人送来食品，我们才度过了那个漫长的冬天。”他回忆说。

    未了的夙愿是找到和毛主席的合影

    1956年4月，罗高寿从莫斯科东方大学汉语专业毕业后，在熟悉的中国开始了自己的外交官生涯。

    当时，这个苏联小伙子在中国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当翻译。那年夏天，他陪同苏联政府卫生部一位副部长在中国考察。一个半月间，两人先去武汉，然后沿长江往东又去了许多城市和农村，主要调研血吸虫病疫情及防治情况。由于疫情严重，罗高寿和副部长两人同时闹肚子。回北京后，罗高寿瘦了12公斤，副部长瘦了8公斤，大家几乎认不出他们了。

    1958年1月，罗高寿开始在苏联驻华大使馆任翻译。1960年11月，苏联驻华大使馆举办招待会，庆祝十月革命胜利43周年，这是一次让他终生难忘的活动。

    “中国外交部事先通知大使馆，出席招待会的中方最高级别嘉宾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招待会快开始时，契尔沃年科大使和我在楼下等候。不一会儿，周总理的车来到大使馆门口。他一下车就悄悄对大使说，10分钟后毛主席也要到大使馆来。”

    这个消息让大家感到格外兴奋和紧张，因为毛主席从不参加外国大使馆举办的礼节性活动。当毛主席和契尔沃年科大使在二楼白厅交谈的时候，其他国家的大使们纷纷往前挤，想要近距离目睹伟人的风采。

    罗高寿至今仍有一个夙愿未了，就是希望找到当时自己与毛主席的合影，“我知道这很困难，但我很想得到照片，因为这些照片太珍贵了”。

    中苏关系最低潮时，“使馆周围全是红卫兵”

    1969年3月，珍宝岛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罗高寿再次来到中国，任驻华大使馆参赞。

    当时，中苏两国关系处于最低潮，罗高寿形容当时北京“很不安宁，使馆周围全是红卫兵”，有大约9个月的时间，外交官们出于安全考虑，不能带家属。

    同年9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访问越南，回国途中在北京停留数小时，与周恩来就边境问题举行会谈，双方达成了重要共识。

    罗高寿参加了这一历史性会谈，并成为以后双方进行边境问题谈判的参与者和见证者。随后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库兹涅佐夫就率团来北京谈判，罗也参与其中。

    忆及这段，罗高寿说：“我永远记得对两国关系至关重要的国家领导人的行为和事件。回忆过去就会明白，如果多一些克制、善意和忍让，少一些教条主义，20世纪60年代发生的许多问题，原本是可以避免的。”

    1986年，已升任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的罗高寿，被苏联政府任命为苏中边境问题谈判团团长。2008年7月，中俄外长在北京共同签署两国政府关于中俄国界线东段的补充叙述议定书及其附图，这标志着中俄4300公里的边界全线勘定。

    罗高寿当时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他对于中俄双方成功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表示热烈祝贺，并称赞双方外交官在谈判中“显示了极大的勇气和智慧”。

    “我是怀着伤感离去的”

    1989年5月，罗高寿随戈尔巴乔夫访华，见证了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历史性一刻。1992年初，俄罗斯首任总统叶利钦签署总统令，任命罗高寿为驻华大使。

    罗高寿曾对本刊记者说：“我从未后悔自己的选择。后来的经历告诉我，对所在国的语言、历史、文化和传统的了解以及翻译工作，对外交官的活动都有很大帮助。”

    2005年5月21日，罗高寿结束了长达13年的驻华大使任期，离京回国。当天，在首都机场贵宾室，73岁的他对本刊记者说：“我的朋友遍中国。我是怀着伤感离去的。”他表示，俄中两国是战略协作伙伴，希望中国的和平崛起能够继续下去，“愿中国给世界带来和平、安宁、稳定”。

    对于罗高寿的离任，时任中国外交部部长李肇星说：“我们在中国少了一位朋友，但在俄罗斯多了一位朋友！”

    事实上，罗高寿并没有从此告别中国。他担任新职务---俄联邦委员会委员之后，几乎每个月都要来中国公干。2006年，他再次来京参加中国“俄罗斯年”中文报道新闻奖的评选活动。身为俄方评委主席的他开玩笑地说：“我跟我们领导说了，请他允许我在北京常驻，有事的话就去莫斯科出趟差。”

    2008年9月，第五届贝加尔经济论坛在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市举行，记者再次见到了久违的罗高寿。贝尔加湖边的焰火表演结束后，天空飘起了雨点。记者见状，主动打伞为老人遮雨。腿脚不便的罗高寿拄着拐杖，一边蹒跚前行，一边还打趣地引用邓小平的名言自言自语道：“胆子要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

    虽然在中俄建交60周年之际，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无法当面接受《望东方周刊》记者的专访，但他仍通过电子邮件，发来了自己撰写的纪念文章。

    罗高寿在文中写道，约一个世纪前，俄国的政治人物维特曾指出，在东方拥有强大和完整的中国作为邻邦，对于俄国是有利的。回顾我们两国60年来走过的道路，可以看出，彼此合作和睦邻关系的不断发展，是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标志性事件，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和平、安全和稳定。

    塔连科：新中国第一批苏联学生

    后来的俄罗斯学者在学习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时，总结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改革应该为了发展，为了提高全民的福利

    米哈伊尔·季塔连科的两个主要头衔都与中国有关。其一是俄中友协会长，其二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

    远东研究所是俄罗斯政府中国问题最重要的智囊机构之一，身为所长的季塔连科，对于俄政府制定对华政策的影响力举足轻重。

    经过9昼夜到达北京

    今年75岁的季塔连科读中学时，中国国内正是解放战争，历史课老师让他向同学们通报自己从报纸和广播中了解到的战况，以及解放军进城的情形。

    后来，季塔连科考入阿尔泰地区一所师范学校，他对孔子、孟子、墨子的哲学思想产生了兴趣。1953年，他被推荐到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深造，开始自学汉语。

    1956年，中苏达成有关大学生互换的政府间协议，中方邀请大批苏联留学生到中国学习。季塔连科的同学闻讯后，就向老师推荐了这位苦苦自学汉语的小伙子。

    季塔连科回忆，1957年2月14日，正巧是《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签订7周年，火车从莫斯科启程，开往北京。这是第一批留学中国的苏联学生，一共56人。经过9个昼夜，他们才到达北京前门火车站。中国的老师和学生们热情迎接。他最先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老师包括冯友兰、任继愈、翦伯赞等。

    季塔连科还回忆起1957年“反右”，自己在北京大学见到了第一份大字报。后来大字报铺天盖地，从墙上到树上都是，“我当时很惊讶，中国朋友从哪里搞来那么多的纸？”

    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间，他在上海复旦大学学习。对于这段经历，他的老师、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潘富恩2007年在《新民晚报》上撰文写道：

    “校、系领导都很重视这位苏联留学生，特指派我担任他的中国哲学史辅导教师。根据他的要求，每星期四次（足足12个小时）到他家里讲中国哲学原著。我一字一句讲，他一字一句地译记。后来他说话也常常‘之乎者也’起来了。他毕业论文选定以《墨子思想研究》为题。我整整花了两年半的时间辅导他，直至他论文答辩结束归国。”

    苏联中国问题专家对十一届三中全曾激烈争论

    后来，中苏关系恶化，甚至导致了边界冲突。季塔连科在回忆这段艰难岁月时对本刊记者说，他认为这只是暂时的，“我没有失去对两国关系的信心”。

    20世纪60年代中期，季塔连科开始积极投身于苏中友协的工作。

    “文革”期间，他在苏联倡导并出版了中国古代哲学文选。此外，当“四人帮”迫害中国的大批优秀知识分子，如老舍、赵树理、茅盾等人的时候，季塔连科和苏中友协的朋友则出版和再版了这些名家的作品。

    季塔连科回忆，1976年，在中国领导人相继去世和唐山大地震后，他和其他苏联汉学家都认为，中国将出现巨大转变。最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方针。

    而当时的苏联方面没有立刻理解中方这一步的意义。他回忆，苏联的中国问题专家之间有过激烈的争论，有人觉得中国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当时，苏联有自身的社会主义标准，而中国改革中的市场经济、市场关系、家庭联产承包制、号召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在苏方部分人看起来是追随布哈林路线、小资产阶级意识。再后来，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中表示，市场经济不是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准，而是一种手段。再之后，问题就清楚了。

    季塔连科对记者说，后来的俄罗斯学者在学习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时，总结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改革应该为了发展，为了提高全民的福利。当然，部分人应该先富起来，但这是为了带动所有人共同富裕，而且必须将个人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

    边界问题的解决是“革命性跨越”

    季塔连科还特别提到俄中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

    他说，他基本上到过俄中边界俄方境内所有主要的地段，包括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赤塔州、滨海边疆区、阿穆尔州等。

    “我的确看到了睦邻友好的情况，完全是新的关系，这是我们关系中革命性的跨越。我们为许多国家在解决边界问题这个最复杂的问题树立了榜样。我们认为这是很重要的经验，有助于维护世界稳定。俄中为新的国际民主秩序的形成正在做出巨大贡献，这个秩序应该是建立在多极化、平等、和平共处、互利合作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