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中）、副主任王国庆（右）、一局副局长杨扬（左）出席国务院新闻办2004年度的第60场新闻发布会。

编者按：2004年12月2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了2004年度的第６０场新闻发布会，也是年度最后一次发布会，但这次发布会与以往不同，是１０多年来国务院新闻办第一次自己给自己开的一场发布会。在这场发布会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副主任王国庆介绍了我国政府三个层次新闻发布工作和发布人制度建设的进展，并首次公布了国务院６２个部门的发言人名单和新闻发言工作机构电话，受到了媒体与公众的广泛关注和赞誉。为此，本刊记者近日就此专访了赵启正主任。

记者：2004年12月28日，国务院新闻办举办了2004年度最后一次新闻发布会，而这次发布会是你们给自己开的发布会，为什么这样做？

赵启正（以下简称赵）：国务院新闻办在推进政府新闻发布工作和发言人制度建设的过程中，自己的有关工作也应公开、透明。12月28日的发布会介绍的就是这一方面工作的情况，主要是对过去一年的盘点。

主要情况在发布会上都已经说了，这里再强调几个数字：一是3个层次。中国政府3个层次新闻发布体制基本建立。62个国务院部门建立了新闻发布制度，设立了新闻发言人。全国31个省区市中，已制定新闻发布制度的有23个，已设立省级政府新闻发言人的有20个。二是900场发布会。省级以上政府发布会近900场，其中，国务院新闻办60场，44个国务院有关部门以本部门名义举办了约360场，28个省区市召开了460多场。三是2000多人次。国务院新闻办除举办了两期全国新闻发言人培训班外，还分别与14个省区联合举办发言人培训班，参加培训的达2000多人次。

记者：在这次发布会上，国务院新闻办公布了62个国务院有关部门75名发言人的名单和联系电话，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

赵：政府信息的公布渠道有政府网站、前面讲过的新闻发布会和吹风会及政府提供新闻稿等。公布发言人名单和联系电话，又增加了一条渠道，同时，也使记者获得政府信息和联系采访时更加方便。

记者：在这个消息发布后第二天，就有媒体拨打了其中的一部分电话，发现很多没有人接听，还有打通了，但是找不到本人，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赵：有人检查我们的工作了，这好极了。媒体检查比我们检查有时更有效。我们看到媒体的报道后，新闻局工作人员立即找到有关部门核实。其中一个部门公布的电话确实是传真，当天就进行了更正。另外三个部门新闻办公室的同志出差或在外开会，当时不在办公室。

我想强调一点，一个制度的建设和完善需要时间，建立健全新闻发布制度和发言人制度是中央的要求，我们会不懈地努力。我相信政府与媒体之间的良性互动，将使这个制度逐渐完善起来。

记者：新闻发言人和记者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赵：我以前说过，记者不是发言人的下级，不是发言人的学生，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总体上，我觉得记者与发言人的关系是挑战者的关系比较符合实际情况。

另外，在西方国家，记者们一般按照“四项道德原则”或叫“四项游戏规则”来处理发言人提供的信息：一是“可以发表”；二是“背景资料”，“不供直接引用”；三是“深度背景资料”，记者不能引用，但可用记者自己的话概括后使用；四是“不供发表”，完全不可以使用。这些原则对我们有借鉴意义。

记者：过去一年，在发布工作的规范化和发言人的专业化方面，采取了怎样的措施，取得了哪些效果？

赵：我办过去一年发布会数量增幅较大，但正因为有了较规范化的工作流程，发布会的质量和工作效率得到了保证。这一流程大体可以概括为：一是“新闻加工”，就是说发言人要“嵌入”决策过程，非常深刻地了解领导人和领导机构的思维与决策，然后用新闻特殊的眼界“构造”出“新闻日程”（有人也称“新闻议程设置”），通过一系列的加工过程包括准备相关口径，为发布做准备；二是“新闻分析”，就是说发言人要把触角伸到社会上去，包括国内和国外，非常深刻地了解公众和媒体关注什么，通过舆情分析和媒体反馈，对可能被问及的问题做充分的准备。

记者：近年来，国务院新闻办组织的发言人培训班反响非常好，能否具体讲讲培训的主要做法和内容？

赵：发言人的专业培训一般用5天时间，每天8小时，是不折不扣的脱产培训，不准请假。课程包括五大类：一、中央对这件工作的政策文件和要求，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发言人的职业要求；二、政府与媒体的关系，媒体市场机制，媒体的行为方式，政府公共关系；三、发言人训练，发言人的传播策略与语言艺术，发言人的道德准则；四、政府新闻发布工作的规范和具体要求；五、如何处理危机，危机管理中的新闻处置，案例与经验教训。在第三项教学中插入模拟发布会，每一个学员都要面对记者和电视镜头，回答尖锐的问题，并且录下来，由教员做讲评。

记者：2004年国新办举办的发布会上，我们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来发布会的部门都很重视，都是高级别的领导带着各自部门的发言人一起出席，有人认为新闻发言人是“陪坐”。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赵：不完全是这样，比如发展改革委员会、统计局等机构的发言人就单独出席过我办发布会。

新闻发言人陪领导人见记者时，有时的确没发言，但不是总不发言。通常台上有两人以上坐着时，他们内部对回答不同问题是有分工的，有时候发言人没有得到“他的问题”，看上去就像陪坐。另外，发布会后记者经常再约发言人接受场外采访，或到电视台录播一段节目。因此你们见他们陪坐的场面是只见其一。再说，陪坐也能锻炼发言人，坐久了，在台上就自在一点，尤其是有电视直播时，不少人在镜头前不好意思。

记者：到发布会的人员级别越来越高，发布场次也不断增多。在2004年，国新办创纪录的举办了60场新闻发布会，为什么会取得这样的成绩？

赵：原因是多方面的。2003年以来中央领导对建立三个层次新闻发布工作体制和发布工作做了许多具体的指示，这是我们做好工作最大的推动力。

坦率地说，我们遭遇“SARS”这场灾难和考验，使得政府各部门更深刻地认识到现代社会要求政府加强新闻意识，在信息社会中通过媒体传播政务信息是既必然又必须的，成本低，效果好。

这里我也要对本办工作人员的努力和付出表示赞扬，他们人数不多，做出了超出预期的成绩。据我所知，世界上大国的政府发言人制度通常有很庞大的支持系统，工作人员从60人到200人不等。

我特别想说的是，如果你仔细观察，这60场发布会的质量也是让人满意和超出预期的。衡量质量的标准主要有一条，就是发布的重要信息是否都向外传播了，媒体报道和公众反应是否如所预期的那样。

记者：我们看到在2004年的发布会中，80%都属于不定期的发布会，是不是发生了突发事件的部门经常出席发布会？

赵：您的观察是正确的，但是统计是否准确我一时不能判断，依我看也许还不止80%呢。

目前，政府的新闻发布会大致有三种形式：一是如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迄今做的那样，邀请国务院部门负责人或发言人介绍有关情况，一些地方政府也是参照这个模式做的，即您讲的“不定期”发布；二是以新闻发言人的名义，定人、定时、定点举办新闻发布会，如外交部、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上海市政府等；三是遇有突发事件时，临时组织新闻发布活动。哪一种形式用得多完全根据现实的需要。

记者：新闻发布制度的完善，对于增加政府行政的透明度，改善中国形象，以及创造和谐社会方面会起到哪些积极的作用？

赵：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政府新闻发布工作在积极影响和引导舆论等方面的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重要。新闻发布制度是满足公众知情权的需要，是推行政务公开的需要，是推进民主政治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工作有助于加强政府与公众的交流，有助于政府贴近公众，是增加决策透明度和提高执政能力的有效途径。

记者：1993年初，国务院新闻办开始组织举办新闻发布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外宣，现在，您如何看待发布会的内外宣效果？

赵：确实如你所说，最初是应因对外工作的需要，是为适应对外介绍和说明中国的需要起步的。由于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我国在世界上的受关注程度越来越高，世界希望更多、更及时、更全面地了解中国，作为政府权威信息披露的主渠道——新闻发布会的作用越来越凸显。但与此同时，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国新办的发布会在发挥对外介绍中国的同时，其向国内公众介绍、解释、说明党和政府方针政策、重要措施及工作进展等方面情况的作用也日益突现出来。

用一句话说，现在，政府新闻发布会已成为向境内、境外传递政府声音、表明政府立场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渠道。对内有助于政府工作的透明，对于促进我国社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对外则有助于向国际社会传达一个真实的中国。

记者：中外媒体有哪些异同，发布会如何来满足双方的需要？

赵：严格地讲，“中外”媒体有异同，“中中”也有异同，“外外”也有异同。我希望凡是参加我办发布会的媒体都能各取所需、有所斩获。

国务院新闻办对外国媒体涉华报道是密切关注的。在这里，我愿意特别说一句赞扬外国驻华记者的话。外国驻华记者的职业精神和报道数量值得称赞。对中国抱有意识形态偏见、专门找毛病的人越来越少了。

记者：在我国的行政职位系列中，没有新闻发言人这个职务，他们大多是兼任的，可能并不专业；同时可能由于级别不够高，能回答的问题有限，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赵：目前，中央、国务院各部门的发言人通常是综合司局的负责人，办公厅的负责人比较多。地方政府的发言人也基本如此。

级别与“信息掌握度”有关系，但不绝对。如果发言人作为“与会者”而不是“决策者”嵌入决策过程，就可以解决你所说的问题。今后我们在这一方面还要进一步完善。

记者：国新办发布会发布的消息政策性的，或者是正面的比较多，能否加大一些受社会关注度高的问题的发布会？

赵：去年举办的发布会不是如你所说的这样。如关于防治禽流感、全国人大释法、中国的“三农”、宏观经济形势、国有企业改革、金融改革、人口与计划生育、中国的禁毒、新疆的情况、当前两岸关系、艾滋病的预防控制、中国保护知识产权情况等发布会，谈到大量目前存在的困难、疑虑和问题，也是颇受媒体和公众关注的。

日本BP社的记者写过下面这段话：“在长时间回答提问的过程中，李荣融主任和刘明康主席几乎没看过一眼手头资料，面对记者的提问马上就能说出具体数字。即便是让记者事先递交的书面问题，也没有让部下代为解释。在中国的记者招待会上，这样的情况已经不再为鲜。”我观看了电视直播，他们两位完全不回避任何所谓负面的东西。

发布会不能回避当前公众和媒体关注的问题，而且我们把大部分时间留给记者自由、即兴提问，我们即使想把发布会搞成全是正面的都不可能。

记者：按照新闻发布制度，需要尽可能多的向社会公布信息，那么这个底线怎样确定，哪些可以公布，哪些不可以，怎么确定呢？

赵：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政务公开不等于什么信息都应该公开，这里不仅涉及到是与否，也涉及到“过程中的信息的地位”问题，内部信息或保密信息解密的问题，取得信息需要适当的手续问题等。作为一个整体的课题，应该在法律意义上加以考虑。据我所知，这件工作去年就已开始着手了，学界和政府部门正在详尽研究和制订中。

记者：您能否介绍一下2005年国务院新闻办的工作重点是什么？你们将会采取哪些新的措施来推动新闻发布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赵：保持今年的势头，数量上不一定要有增加，能保持平均一周一场就可。具体来说，我们有这样一些设想：要根据公众对信息的需求，把政府工作的重点和大局、尤其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重大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以及关于国计民生的重要情况，及时通过发布会向国内外传播。我们还要继续抓好发言人培训工作。据我办测算，在今后的一至两年中还应培训三千人左右。对经过一期培训的同志进行提高教育，也应做出计划。要继续完善新闻发布体制和工作机制，健全新闻发言人制度。最后，根据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逐步推进党务公开、增强党组织工作透明度的决定，今年我们将多邀请一些党中央部门的负责同志出席发布会。（诚挚感谢国务院新闻办一局为完善此稿而付出的宝贵劳动。）

（责编：洪 磊 向晴  供稿：《对外大传播》杂志）

中国网 2005年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