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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检举行检察机关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发布会
2017-12-28 来源:最高检网站

  原标题:最高检通报检察机关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发布会

  12月2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举行检察机关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新闻发布会,通报2017年未检工作情况,发布十大典型案事例,并回答记者提问。

最高人民检察院新闻发言人肖玮主持发布会。

  最高人民检察院新闻发言人肖玮: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参加最高人民检察院新闻发布会。今天新闻发布会的主题是“加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全心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主要有三项议程,一是通报检察机关2017年加强对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情况,二是发布2017年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十大典型案(事)例,三是回答记者朋友的提问。出席今天新闻发布会的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办公室郑新俭主任和史卫忠副主任。

  首先,请郑新俭主任向大家通报一下今年来检察机关加强对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情况。

  最高人民检察院未检办主任郑新俭: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上午好。2017年,全国检察机关坚持全面保护、综合保护原则,将司法保护精神落实到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每一个环节。一方面,综合运用惩治、预防、监督、教育等方式,将保护的触角延伸到刑事、民事、行政等各个方面,最大限度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主动协调家庭、学校、社会、政府和其他司法机关力量,共同构建社会化综合保护体系,凝聚全社会力量保护未成年人。

  一、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教育挽救更加深化、有效

  一是坚持宽容不纵容,从有利于教育挽救出发办理未成年人涉嫌犯罪案件。我们对轻微犯罪依法从轻处理,尽量减少关押、定罪带来的不良影响,同时对涉嫌严重犯罪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依法惩治,保持必要的警示。

  2017年前11个月,全国共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批捕2.61万人、不批捕1.31万人,起诉3.9万人、不起诉0.88万人,不捕、不诉率分别为33.4%和18.4%,同比上升1.8个百分点和3.4个百分点。

  二是狠抓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特别程序的落实,切实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提升帮教效果。共开展社会调查1.44万人、适用附条件不起诉4798人,达成刑事和解后不起诉1508人,同比分别上升18%、24.8%和47.7%。此外还为2.61万没有聘请辩护人的未成年人提供法律援助。

  三是将教育感化贯穿办案始终。各地在办案中普遍引入人格甄别和心理矫正措施,根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情节、成长经历、心理状况和犯罪原因等,制定个性化帮教方案,提高帮教矫治的针对性有效性。在检察机关的帮助下,一大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得以回归社会。2017年全国有429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经检察机关帮教后考上大学。

  二、对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犯罪的打击更加准确、有力

  一是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零容忍,从严从快批准逮捕。2017年前11个月,共批准逮捕强奸、猥亵、拐卖、故意伤害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3.14万人,起诉4.24万人。对于提请公诉的案件,检察机关依法从严提出量刑建议,对于利用职业便利侵害未成年人的,还建议判处禁止被告人从事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职业,加大指控犯罪力度。

  二是突出打击多发犯罪。最高检挂牌督办10起重大拐卖儿童案件,要求对此类犯罪保持严打高压态势;下发《关于依法惩治侵害幼儿园儿童犯罪全面维护儿童权益的通知》,要求各地检察机关严厉惩治侵害儿童犯罪,最大限度维护儿童权益,积极促进校园安全建设。湖北、山东等地还开展打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打击侵害农村留守儿童犯罪等专项打击活动。

  三是依法妥善办理侵害未成年人重大犯罪案件。河南尉氏组织未成年人卖淫案、上海携程亲子园虐童案等重大敏感案件发生后,检察机关第一时间介入侦查活动引导侦查取证,依法及时对犯罪嫌疑人逮捕、起诉。

  四是强化诉讼监督,维护司法公正。最高检以适用法律错误、量刑畸轻对秦某涉嫌强奸、猥亵儿童案提出抗诉。浙江、湖北、吉林、青海、贵州等地检察机关也监督纠正、抗诉了一批有案不立、有罪不究和判决确有错误的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确保犯罪分子受到应有制裁。10:14:29

  三、对未成年被害人的保护救助更加专业、到位

  未成年人被侵害后,身心会受到极大伤害,更需要专业的保护和关爱。因此我们下大力气保护救助未成年被害人,尽力帮助他们恢复身心健康。

  一是维护其合法权益。依法充分保障未成年被害人及其监护人的隐私权、知情权等诉讼权利。对于双方都是未成年人的案件坚持双向保护,处理时充分听取被害人及其监护人的意见,对符合条件的依法促成刑事和解,保障未成年被害人权益。

  二是适用特殊办案程序。针对办案实践中存在的因询问方式不当或者反复询问给未成年被害人造成二次伤害的问题,推行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询问制度,要求采用适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询问方式,做好询问预案,使用同步录音录像,原则上只在侦查环节询问被害人一次,被害人原则上不出庭作证。不少地方检察院设置了环境温馨的家居式办案区,以缓解被害人的紧张情绪。北京等地检察机关对必须出庭作证的未成年被害人探索实行了保护性出庭方式,力求在有力指控犯罪的同时把对被害人的影响降到最低。

  三是同步进行救助。2017年前11个月,各地检察机关联合民政、共青团组织、妇联、医疗等部门,引入专业司法社工和心理咨询师等专业力量,为未成年被害人提供法律援助1.18万人次,司法救助2173人次,心理疏导7304人次,身体康复3334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6.2%、24.6%、21.6%、17.1%,帮助未成年被害人及其家庭渡过难关。最高检未检办还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共同举办了未成年被害人保护救助高级研修班,对全国未检人员进行培训,进一步提高未成年被害人保护专业化水平。

  四、进一步整合检察机关未成年人司法保护职能

  为了给未成年人提供更加全面综合的司法保护,一些地方未成年人检察部门在集中行使未成年人侦查监督、公诉和犯罪预防职能的基础上,尝试集中统一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执行检察、民事行政检察业务,在相关领域深入贯彻未成年人司法特有理念和要求,加强了刑事执行阶段涉案未成年人的维权和帮教工作,强化了对未成年人民事行政权益的保护,取得很好效果。

  一是在刑事执行检察方面,全国未检部门开展了未成年人羁押必要性审查7768人次,纠正社区矫正违法397人次、混关混押897人次、其他监管违法630人次,参与执行阶段帮教3740人次,真正做到将帮教维权贯穿于刑事诉讼全过程。

  二是在民事行政检察方面,对监护侵害、监护缺失案件,建议有关单位和个人申请变更监护32件,支持申请40件;对涉及未成年人抚养费、赔偿费、教育权等民事行政判决依法抗诉37件;对有关行政部门不履行或者不当履行未成年人保护职能提出检察建议进行纠正503件;支持未成年人起诉维权29件,积极维护未成年人民事、行政权益,消除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成因。

  三是在保护困境儿童方面,江苏、浙江、宁夏、山东等一些地方检察机关,还发挥法律监督职能,主动链接各种社会资源,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被解救拐卖儿童等困境儿童进行安置救助。

  为进一步推动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最高检于2017年12月下发《关于开展未成年人刑事执行检察、民事行政检察业务统一集中办理试点工作的通知》,决定从2018年1月至12月,在北京等13个省(区、市)开展为期一年的未成年人刑事执行检察、民事行政检察业务统一集中办理的试点工作,加强研究,稳步推进,逐步在全国实现未成年人的刑事检察、民事行政检察职能由未检部门集中统一行使。 

  五、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犯罪、侵害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工作 

  加强未成年人犯罪和侵害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工作,从源头上减少案件发生,是对未成年人最好的司法保护。在这方面,我们一是切实履行“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联合教育部深入开展“法治进校园”全国巡讲活动,切实提高广大未成年人法治意识和自护意识。从去年6月份到今年11月份,全国检察机关共组织法治巡讲4.2万场,覆盖4.53万所中小学校和2239所幼儿园,覆盖师生、家长4163.48万人。由于巡讲活动适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和法治需求,受到普遍欢迎。在此基础上,最高检未检办与央视共同制作了涵盖校园暴力、预防性侵害、网络安全等主题的9集未成年人法治教育特别节目《守护明天》,播出后社会反响强烈,收视率位居央视社会与法频道同类节目第一。

  二是建立健全检校合作开展未成年人法治教育长效机制。目前,全国检察机关共有8736名检察人员担任法治副校长,参与建设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基地2255个。河南许昌等地检察机关还把法治进校园纳入本地社会治理系统工作,实现了法治巡讲常态化。最高检和一些地方检察机关开通了未成年人检察微信公众号、微博,宣传法治精神,弘扬儿童保护理念。

  三是推动建立未成人权益保护和犯罪预防机制制度。山东省武城县院争取党委政府支持,联合各职能部门建立了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检察监督信息平台,延伸监督触角,及时接收侵害未成年人权益案件线索的举报及时分流处理,目前已收到反映问题1370条,交行政执法部门处理有效信息1356条;办理立案监督案件2件,办理行政执法监督案件17件,支持起诉3件,办理涉及未成年人的虚假诉讼案件1件,移送查处职务犯罪7件15人,救助320余人。 

  六、进一步深化未成年人检察社会化工作 

  未成年人保护是一项系统社会工程,必须加强各方力量的配合。因此检察机关发挥法律监督职能作用,一是与其他政法机关积极沟通,强化在未成年人司法方面的统一标准、衔接配合。广西、福建、山西一些地方检察机关推动公安机关成立办理未成年人案件专门机构,促进少年警务建设。贵州、浙江、江苏等地探索建立驻公安局未检办公室,从源头上加强监督配合。上海等地检察机关与法院、公安机关共同制定办理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的流程和标准。

  二是建立健全涉案未成年人专业需求转介机制。上海、福建、北京等地检察机关与综治委、团组织合作建立未检社会服务中心,引入专业司法社工,将社会调查、心理干预、技能培训等需求转介给专业力量承担,有力助推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回归社会。

  三是积极推进涉案未成年人观护基地建设。全国检察机关共利用学校、爱心企业、公益组织等建立观护基地1405个,对涉案未成年人,尤其是外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害人进行观护,提供生存、文化学习、技能培训等方面的支持,加强关爱、矫治工作。

  四是最高检也与教育部、民政部、团中央等部门密切合作,共同建立防治校园欺凌、关爱保护农村留守儿童和构建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体系等方面的机制制度。

  七、进一步创新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方法举措 

  为贯彻落实创新发展理念,推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不断创新发展,最高检确定了一批全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创新实践基地,赋予特定创新任务,力求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取得了丰富成果。 

  一是针对社会高度关注的低龄未成年人实施严重违法犯罪问题,四川资阳检察机关推动建立高危未成年人数据信息库,实施三级预警,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网格化服务管理信息平台,加强精准临界预防。上海浦东检察机关根据触法少年人身危险性等因素分类实施三级干预,并通过分级分流、特殊检察、心理重建以及针对性帮教措施等,实施四重保护处分措施,加强干预和矫治。 

  二是在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帮教方面,四川省成都市等地检察机关探索强制教育制度,聘请专业力量,帮助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监护人提高监护能力,改善家庭关系,充分发挥家庭在管教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方面的应有作用。河南郑州管城区检察院等单位则利用互联网技术,建立未成年人帮教在线平台,开启远程帮教新模式,构建线上普法教育新平台。

  三是在保护关爱未成年被害人方面,浙江宁波鄞州等地检察机关创建检医合作的“一站式”办案救助模式,在医院设立办案区,与办案同步为未成年被害人提供心理干预、身体检查等支持。

  四是在预防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方面,上海闵行、江苏淮安、浙江慈溪等地还推动建立了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信息库和入职查询制度、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信息公开制度,对防范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发挥了积极作用。

  2017年,我们进一步加强了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最高检未检办参加了世界互联网大会并在未成年人保护分论坛上发言,与联合国秘书长儿童保护代表进行交流,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共同开展课题研究和业务培训,一方面学习借鉴了国外的先进做法,另一方面介绍了中国检察机关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彰显了我国司法文明,在国际上受到高度肯定。

  各位记者朋友,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并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保障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作出了部署。加强未成年人保护是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求的重要内容,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关系到社会和谐稳定,是检察机关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新的一年,我们将切实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进一步提高未成年人检察队伍专业化建设,继续完善未成年人检察各项特殊机制制度,依法全面充分履行刑事、民事和行政检察职能,与社会各界密切配合,为我们的孩子提供更有力更专业更全面的司法保护。

  谢谢大家。

  肖玮:

  谢谢郑主任。下面进行第二项议程,发布2017年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十大典型案(事)例。这些案(事)例已经作为“新闻发布会材料二”印发给大家,这里就不再一一宣读了。

  需要向大家提示的是,这些案(事)例是我们未检办近期向全国检察机关未检部门全面征集、仔细遴选的,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其中既有检察机关依法严厉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情况,如吉林四平的打击幼儿园虐童犯罪、青海西宁的惩处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等;也有加强对未成年被害人的司法保护情况,如浙江宁波的“一站式”办案,保护救助被害儿童;有加强未成年人民事行政检察的案例,如山东武城监督撤销损害留守儿童权益的虚假诉讼、江苏泰兴破解“事实孤儿”困局、北京丰台支持申请撤销儿童监护人资格、四川泸州监督职能部门履行未成年人保护职责等;还有对涉案未成年人开展帮教的情况,如今年全国共有429名涉案未成年人经过检察机关帮教考上了大学,又如上海黄浦宽严相济办理校园欺凌案件。

  这些典型案(事)例既反映了检察机关的具体办案工作,也呈现了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创新做法,如上海闵行推行的“从业禁止”“入职审查”制度等,有力说明了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刑事检察、民事检察、行政检察等各项法律监督职能,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全面、综合司法保护情况,以及所取得的显著成效。这些案(事)例均来自我们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一线,内容丰富实在、生动鲜活,建议大家在宣传报道时予以充分关注。

  下面进行第三项议程,请各位记者朋友提问。

  人民日报记者:

  近期发生了一系列虐童案,有学者建议对此立法。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有没有相关统计数据?现行法律制度应如何完善以保护儿童合法权益?立法是否有必要?

  郑新俭:

  检察机关对虐童案件一直高度重视,坚持零容忍依法严厉打击。根据我们统计的情况,自2016年1月到今年11月份,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幼儿园工作人员侵害儿童案件69人,提起公诉77人。

  从犯罪类型看,主要涉及强奸、猥亵儿童、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等犯罪;从犯罪主体看,既有幼儿园老师,也有保安等临时工作人员。这类案件虽然绝对数量不多,但社会危害性非常大。检察机关在办案的过程中,坚持不论是谁,不论是犯什么罪,只要触犯了法律,侵害了幼儿园儿童的合法权益,我们就严厉打击,绝不手软。

  党和国家一直高度重视保护儿童合法权益的法律制度建设。在刑事立法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刑法修正案(九),规定了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把校车超载问题纳入危险驾驶罪,规定了从业禁止制度,对于其他侵害幼儿园儿童的犯罪,也可以按照猥亵儿童、故意伤害等罪名处理,处理也是非常严厉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规定了监护人应尽的职责,以及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同时还规定如果监护人实施严重损害被监护人身心健康或者有怠于履行监护职责等情形的,撤销其监护人资格。并在相关的规定中明确了侵权行为及其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也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教养教育的义务,并规定禁止溺婴、弃婴和其他残害婴儿的行为等等。

  但是,这些规定均散见在一些立法之中,缺乏全面系统的立法规定,执行起来也存在一定的困难。同时,相关立法也不完备,例如规定事后惩处打击的多,规定健全防控机制的少。再比如,从我们办理的案件来看,案发幼儿园普遍存在从业人员素质不高、进人不严、管理不规范等问题,而这方面的立法还欠缺。

  因此我们认为,应当进一步健全完善保护儿童合法权益方面的法律法规,完善机构、从业人员的准入制度,安全管理和责任制度、行政执法机制等方面的规定,制定全面系统保护儿童合法权益的法律制度。我们将对全国检察机关办理的侵害儿童合法权益案件进行分析,总结其背后深层次原因,有针对性地提出防治意见和建议。

  肖玮:

  谢谢人民日报记者的提问。请接着提问。

  新京报记者:

  此前,最高检专门下发通知要求依法严惩侵害幼儿园儿童犯罪,维护儿童权益。目前通知的落实情况如何?

  最高人民检察院未检办副主任史卫忠:

  12月1日,最高检下发《关于依法惩治侵害幼儿园儿童犯罪全面维护儿童权益的通知》,要求各地检察机关依法履职,积极参与侵害幼儿园儿童案件的惩治维权预防工作。

  各地迅速落实,一是依法惩治侵害幼儿园儿童犯罪。对于社会影响较大的上海携程亲子园等案件,检察机关及时介入侦查活动,就案件侦查取证、法律适用和保护救助未成年被害人等提出建议。目前,已经对相关犯罪嫌疑人作出批准逮捕决定。我们将继续关注有关案件的进展,加强指导,确保依法公正处理。此外,贵州庆隆、河北任丘等地起诉的幼儿园校车超载案、性侵幼儿园儿童案等,人民法院均依法作出了有罪判决,有力打击了侵犯儿童权益的犯罪行为。

  二是配合有关部门积极开展幼儿园安全检查、整顿工作。河北沧县、任丘,江苏泰州、淮安,黑龙江哈尔滨等地检察机关与教育部门一起开展幼儿园安全专项督查,排查幼儿园安全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时堵塞漏洞。

  三是开展幼儿园法治巡讲。福建、河北、海南、湖南、河南、广西、湖北等地检察机关深入幼儿园,向幼儿园工作人员、家长开展法治教育,向幼儿园儿童进行必要的自护教育。各地检察官精心编制了适合儿童接受能力的课程,采用了画漫画、做游戏、互动问答、教唱儿歌等形式,提高授课效果。刚才新闻通报稿里也讲到,从去年6月到今年11月,全国检察机关已到2239所幼儿园进行巡讲。

  四是建立长效工作机制。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下发了《“护蕾”专项工作指导办法》,要求辖区基层院与教育部门一起,从实现教职人员入职法治教育常态化、建立校园安全电子档案、校园安全信息强制披露制度、建立“护蕾”热线电话等方面加强侵害儿童犯罪的防范工作。

  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按照《通知》要求,强化各种保护措施,把《通知》的精神进一步贯彻落实好,最大限度地维护好儿童的合法权益。

  肖玮:

  谢谢新京报记者的提问。请接着提问。

  中国日报记者:

  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公安机关第一时间介入调查,但公布的调查结果有时也会引起舆论的质疑,特别是近期幼儿园监控录像硬盘无法恢复,公安机关取证的问题,请问检察机关会采取哪些措施加大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监督力度?下一步在打击未成年被侵权案件中,有哪些安排和打算?

  史卫忠:

  客观上讲,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案件,由于场所、环境、条件和未成年人自身等的特殊性,常常存在取证和认证上的困难。这也是长期以来一直困扰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的难题。一直以来,我们与侦查机关均注重研究总结此类案件在取证、认证上的特点和规律,力争做到既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

  检察机关在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加强侦查活动监督,维护司法公正的同时,也会充分考虑这类案件证据的特殊性,只要案件事实有证据印证,相关证据都经查证属实,综合全案证据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我们坚决依法惩处。比如我们这次新闻发布会发布的吉林四平的幼儿园虐童案、青海西宁辅导老师猥亵学生案就是比较典型的准确把握案件证据,成功指控犯罪的案例。

  这个月中旬,我们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共同举办的未成年被害人保护与救助高级研修班中,也就兼顾有力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和保护关爱未成年被害人问题进行了研讨。

  此外,我们建议,一方面,家长要及时关注孩子的异常问题,要有证据意识,在发现问题后及时报案,并注意保存证据,尽量为查办案件创造有利条件。但不要反应过度,更不要“私了”,这都不利于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要相信我们的办案机关。另一方面,要不断提高包括侦查、检察、审判人员在内的专业化程度,要实行专人办理,询问、讯问时要同步录音录像,尽可能地提高取证质量,并且正确把握这类案件的证据标准,既保证案件质量,又有力指控犯罪。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人民美好生活需求中非常重要的方面,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充分发挥检察职能,继续抓好《关于依法惩治侵害幼儿园儿童犯罪全面维护儿童权益的通知》等文件的落实,坚持打击、保护、教育、预防等措施并重,坚持全面综合司法保护,保障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一是依法惩治相关犯罪,尤其是对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犯罪、严重危害校园安全的犯罪要坚决依法惩处。要建立健全相关案件信息报告、备案审查和指导督办机制,研究制定重点犯罪证据审查指引,整理下发典型指导案例,确保办案质量与效果。

  二是在依法惩治的同时,要始终坚持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教育、感化、挽救和对未成年被害人的关爱、救助。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我们将推动建立对有严重不良行为或者不够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临界预防机制,建立办案、救助同步进行的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办案救助机制等工作制度。

  三是立足预防,建立健全未成年人权益保护长效机制。目前,不少地方检察机关在这方面已经形成了很好的经验,比如上海检察机关正在推动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犯罪案件信息库,一些服务未成年人的行业要实行入职查询。山东武城县检察院建立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检察监督平台,及时发现侵害未成年人权益案件线索,及时分流处理,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我们已经确定相关地方检察院作为全国未成年人检察创新实践基地,对他们的做法进一步总结完善,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在全国推广。

  四是继续深入开展“法治进校园”全国巡讲活动。最高检未检办与教育部有关部门正在积极沟通,进一步推动检校合作开展法治教育长效机制建设。同时我们和央视也已经着手进行未成年人法治教育特别节目《守护明天》第二季的制作,希望能够给全国广大师生、家长再次提供一堂精彩、震撼的法治大课。

  肖玮:

  谢谢中国日报记者的提问。请接着提问。

  检察日报记者:

  最近,对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人员,有的地方探索信息公开,有的尝试“从业禁止”,都有哪些具体的做法?效果如何?最高检对这些做法态度如何?能否具体介绍一下?

  史卫忠:

  我们这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就有上海闵行区检察院建立性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信息库和入职查询制度方面的案例。司法实践表明,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尤其是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存在重犯率高、熟人作案比例常见的特点。西方一些国家也建立了类似的制度,如大家所熟悉的美国“梅根法案”就是。

  2015年我国刑法修正案(九)也规定:“因利用职业便利实施犯罪,或者实施违背职业要求的特定义务的犯罪被判处刑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和预防再犯罪的需要,禁止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或者假释之日起从事相关职业,期限为三年至五年”。修正案生效以来,各地检察机关已经在很多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适用了这一规定,向法院提出禁止被告人从事与未成年人密切相关职业的量刑建议,这对于有效预防一些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人员重新实施犯罪行为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是,与未成年人密切接触的职业、机构很多,如何有效实施这一制度仍需要不断实践和完善,不少地方检察机关在这方面正在进行积极实践。

  上海市闵行区检察院与区综治办、公安、法院、教育、民政等部门共同制定了《关于限制涉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从业办法(试行)》,将那些对未成年人实施强奸,猥亵,组织、强迫卖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等行为的违法犯罪人员纳入黑名单,将该区从事未成年人服务的教育单位、培训机构、医疗机构、救助机构、游乐场所、体育场馆、图书馆等均纳入到应当加强入职人员审查的领域。

  再如浙江慈溪市检察院联合相关部门出台了《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建立了信息登记数据库;江苏淮安淮阴区检察院、法院、公安局等共同制定了《关于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从业禁止及信息公开制度》,目前两个地方都有适用信息公开制度的案例。

  适用信息公开制度,有利于弥补从业禁止制度和入职查询制度的一些不足。从这个角度讲,对性侵未成年人的犯罪人员的信息予以公开这一做法是一项有积极意义的探索。但由于这一做法涉及到一些保护儿童和维护犯罪人员基本权利的敏感性问题,在实务和理论界还有一些不同认识,推动起来也还需要有一套成熟的制度加以保障,所以,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和总结。

  对上述探索,最高检非常关注,将加强研究指导,对一些成熟的做法将适时予以推广。

  肖玮:

  谢谢检察日报记者的提问。请接着提问。

  中央电视台记者:

  刚才新闻发布时讲到,为了进一步推动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最高检下发了《关于开展未成年人刑事执行检察、民事行政检察业务统一集中办理试点工作的通知》,请介绍一下有关情况。

  史卫忠:

  为实现综合保护,最大限度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目标,最高检于日前制定并下发了《关于开展未成年人刑事执行检察、民事行政检察业务统一集中办理试点工作的通知》。试点通知要求,从2018年1月至12月起,在北京、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河南、湖北、广东、重庆、四川、宁夏等13个省(区、市)开展为期一年的未成年人刑事执行检察、民事行政检察业务统一集中办理的试点工作。试点期间,上述业务要统一集中到未成年人检察工作部门办理。试点省份要至少确定3个市、州、分院及各自所辖的2个基层院作为试点单位。其他省份具备条件的,也可主动开展试点。

  最高检下发这一通知,是在检察机关确定未成年人检察实行“捕、诉、监、防”一体化工作模式,整合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之后, 在科学配置未检职能,进一步整合未成年人执检和民行检察而采取的又一重要部署,意义重大,有利于最大限度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近年来,检察机关顺应未成年人检察内在规律,逐步整合了涉及未成年人的侦查监督、公诉和犯罪预防职能,在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随着未检工作的深入,我们逐渐认识到,涉及未成年人的刑事执行检察工作和民事行政检察工作同样具有自身的运行规律,不把握好这些运行规律就不能很好地实现未成年人权益的综合有效保护,难以最大限度地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根据通知要求,各试点单位一是要准确把握试点工作的原则和目标。开展未成年人刑事执行检察和民事行政检察业务统一集中办理,目的就是更好地适应未成年人司法保护规律,以办案为切入点,综合运用刑事、民事、行政检察职能对未成年人进行综合保护,最大限度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试点中,要积极贯彻“儿童利益最大化”“教育、感化、挽救”等方针和原则,除采取纠正违法、提出抗诉等传统监督纠正方式外,更要注重过程保护、全面保护和综合保护,探索建立适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方式方法。

  二是要突出工作重点。在刑事执行检察方面,主要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在押未成年人监管活动监督、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活动监督。在民事行政检察工作方面,主要开展对未成年人监护侵害和缺失的监督、家事审判监督,对发现食品药品安全、产品质量等领域侵害众多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提出检察建议,探索开展支持起诉等工作。

  三是要加强总结和研究。我们将对试点单位的做法进行总结,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条件成熟时在全国推行。

  肖玮:

  谢谢中央电视台记者的提问。请接着提问。

  北京青年报记者:

  检察机关如何回应少年司法保护政策是放纵未成年人犯罪的质疑?外界有人质疑,对犯罪未成年人“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在某种程度上是在放纵未成年人犯罪,不知道您怎么看?

  史卫忠:

  对涉罪未成年人,党和国家确立了“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提出了“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刑事诉讼法第266条、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4条、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4条均予以明确规定。去年党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化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16〕26号文件)进行了再次重申。

  党和国家关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方针和原则是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在这一方针和原则指导下,《刑事诉讼法》特殊程序专章规定了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确立了社会调查、法定代理人到场、附条件不起诉、犯罪记录封存等特殊制度。

  今年,最高检又出台了《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指引(试行)》,进一步规范未检司法办案活动,保障未成年人各项权益落到实处。多年来的司法实践也证明,这一方针和原则是适合国情、成效卓著的。仅在2017年,经检察机关帮教后,就有四百多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考上了大学,这还只是我们帮教挽救的一小部分。

  当然,教育与惩治是相辅相成的。惩治也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成年人不同于成年人,其心智还不成熟。一味单纯的惩罚和打击,对未成年人的消极作用明显并容易造成交叉感染和重新犯罪。但这并不意味着只要是未成年人实施犯罪就一律从宽甚至不予追究。

  坚持教育、感化、挽救,不是司法纵容,也不是否定和排斥对未成年人严重犯罪行为的刑事处罚,必要时依法予以惩治也是一种教育手段。在具体的案件中,检察机关会根据犯罪原因、犯罪情节和后果等具体情况依法处理、区别对待。在对情节轻微,属于初犯偶犯,认罪悔罪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依法从轻处理的同时,对性质和情节恶劣、手段残忍、后果严重的,必须坚决依法惩处;对成年人教唆、胁迫、诱骗、利用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依法从重惩处。最后必须强调的是,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无论怎样处理,我们都会积极地对其进行帮助教育,既不会不教而轻,也不会不教而罚。今天我们发布的就有这方面的案例。

  肖玮:

  因为时间关系,提问就到这里。

  各位记者朋友,2017年即将过去,再过几天是新年了。今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举行的每一场新闻发布会都得到了大家的热情参与和大力支持,我们发布的一些重要检察信息经过各位媒体朋友的精彩报道,受到舆论广泛关注,营造了良好的涉检涉法主流舆论氛围,在这里,我要向大家的辛勤付出和出色工作表达衷心的谢意和敬意!

  2018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新的一年里,检察机关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紧密回应社会关注和民生关切,创新推动各项检察工作开展。希望各位媒体朋友一如既往地关心关注检察工作,继续给予检察新闻宣传工作大力支持帮助,我们共同努力,书写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新篇章。

  最后,预祝各位记者朋友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阖家幸福!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鲁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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