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是进入风险社会，突发性灾难频发是风险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风险社会的焦虑共同性对媒体提出新的要求。在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灾难、美国9.11袭击，2008年中国四川特大地震三大突发性灾难事件中，三个国家的媒体在不同的新闻理念下应用了不同的报道方法。通过比较研究可以发现，建立在知识性基础上的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的统一是突发性灾难中媒体传播社会信息的基本方法，同时也是媒体的社会责任。
关键词：突发性灾难 媒体 传播方法 传播责任
一、风险社会与媒体对当代社会的巨大影响
1、当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是进入风险社会。1986年，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首次提出了“风险社会”这一概念，指出当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是进入风险社会。所谓风险，是“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险和不安全感的方式。” [1]现代社会科技的进步和工业的迅猛发展使世界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速度更快，人们感知到的风险越来越多，“在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使危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达到了一个我们前所未知的程度。”[2]与传统的工业社会不同，在风险社会，占据中心舞台的是现代化的风险和后果，它们表现为对于植物、动物和人类生命的不可抗拒的威胁。更重要的是，它们不再局限于特定的地域或团体，而是呈现一种全球化的趋势。
2、突发性灾难是风险社会的一个最重要特点。风险社会的一个最重要特点是突发性灾难的增加。自从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灾难后，世界性的突发性灾难非常频繁。近十年来，各种重大的灾难不断地发生。2003年，中国爆发非典型肺炎SARS；2004年，东南亚爆发禽流感；2005年，印度发生大海啸等等，每次的突发灾难都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引起公众恐慌。在风险社会，害怕成为社会最严重的问题，焦虑的共同性代替了需求的共同性，心理因素成为影响社会的非常重要的方面。
3、风险社会对媒体提出新的要求。虽然风险自古皆有，但是现代社会的风险却与古代有着本质的不同。特别是其不可预测的特征，使现代风险社会对媒体有更强的依赖。特别是在灾难发生的时候，媒体往往成为唯一的权威信息源。如果媒体不能完成自己传播信息的重任，社会立刻会谣言四起，使大众处于一片恐慌之中，并加大灾难的破坏力。在突发性灾难中，谣言或经过处理后的“新闻”所造成的损失常常超过灾难本身。
4、媒体在风险社会有更重要的责任。在世界风险社会的背景下，风险以不确定性和全球性为特征，结合发达的信息社会，风险的传播和扩张极为迅速，媒介的言语会对公共社会和公众生活造成难以估量的影响。在现代风险社会中，一个地区性的灾难在“谣言”的推动下会被放大为全国性乃至世界性的灾难。因而，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的一个命题：大众传媒在传递风险信息、建构社会现实、培养公众的风险认知的同时，又该如何避免本身成为另外一种风险的来源呢？如何控制在全球化背景下风险的迅速扩散？如何利用媒介的“第四权”建构合理的信息系统？
本文主要选取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灾难、美国9.11袭击，2008年中国四川特大地震三大突发性灾难事件，分析研究在不同的新闻理念（前苏联共产主义新闻观，西方自由主义新闻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观）指导下的媒体报道方向和报道方法，以及相应的报道对当时社会、公众产生的影响。探讨在当代世界风险社会的突发性灾难事件中，媒体应该如何对其拥有的新闻信息资源进行分类、组织，最大限度地挖掘信息，扩大信息资源共享的范围，在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实现媒体的新闻自由的条件下，充分发挥其社会力量，承担社会责任，起到疏导群众，稳定社会的作用。
二、世纪之交世界三大突发性灾难和不同国家媒体的不同报道方法
（一）前苏联国家媒体在突发性灾难的报道方法和新闻理念
1、切尔诺贝利核灾难发生后前苏联国家媒体的反应。1986年4月26日当地时间1点24分，苏联的乌克兰共和国切尔诺贝利核能发电厂发生严重泄漏及爆炸事故。事故导致31人当场死亡，上万人由于放射性物质远期影响而致命或重病，至今仍有被放射线影响而导致畸形胎儿的出生。这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核事故。灾难发生后，苏联的媒体并没有及时地加以报道，4月26日发生灾难，4月28日塔斯社才用极少的文字将这一灾难告诉人民，而直到5月6日苏联党报《真理报》才刊登了第一份有关这一事故的较详细报道。事故初期，前苏联政府只是公布核电站发生了火灾，并没有说明发生了核泄漏事故。当地居民是通过国外新闻媒体才得知发生了核泄漏事故。为了掩盖核泄漏的真相，前苏联政府仍于5月1日在离切尔诺贝利140公里的基辅市举行了传统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大游行。在核爆炸发生后的一个月内，苏联报纸上刊登的消息都是好消息。
2、前苏联国家媒体在切尔诺贝利核灾难中的报道方法和新闻理念分析。
（1）坚持新闻的党性原则，强调新闻报道服从国家利益。前苏联的媒体是国家的一部分，是宣传，组织的工具。为了国家的目标，对有利目标达到的内容并没有加以求证即发表或者选择的报道。相反，对不利的方面则要坚决拒绝。列宁认为：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所以各新闻媒体必须以坚持党性为基础原则，必须遵守纪律，并且一切报道内容必须接受党的严格审查。当灾难发生后，前苏联新闻媒体因为领导层的决策和新闻纪律，没有对此次灾难作及时的详细的报道。
（2）以正面报道为主，尽量减少负面消息。当灾难发生后，前苏联媒体对灾难报道有意识的弱化，以正面信息和正面人物为主。有意识隐瞒一些负面信息，如苏联报道中说，事故当场死亡2人，而实际上是31人。长时间隐瞒核泄漏的真相及其危害。大量的篇幅用于事故处理中的好消息，如在5月8日塔斯社题为《核反应堆的大火是怎样扑灭的》中的句子，“我们的驾驶员”飞行“最高的水平”“百分之百命中”“勇敢的苏联飞行员在难以置信的艰苦条件下向喷发着炽热的火口投掷东西”等。[3]
（3）以感性报道为主，缺乏科学的、理论的深度分析。灾难发生后，人们迫切对灾难的原因和发展趋势有所认识，这就需要有对事故的科学的、理论的深度分析。特别核泄漏并不是普通的自然灾难，人们对次缺乏了解。但是前苏联新闻媒体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很少，因为要驱除人们对于核的恐惧以至国家的核事业能够继续发展，报纸原封引用了高层的话，事故是人为错误造成的。报道中没有提到其他不同的观点，更没有任何争论。时至今日，官方的事故的起因说法并不统一，人们对事故真正的起因依然存在质疑。特别是由于对核泄漏的可能后果估计不足，导致政府的错误决策。
3、结果。前苏联国家媒体在切尔诺贝利核灾难中的报道方法和新闻理念产生了三个明显的结果：一是对国家和社会的稳定的确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人民对此次事故几乎是一无所知，大部分的人生活没有受到影响，而人民对国家充满希望，并且相信事故已经得到控制，这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安定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二是制造了新的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由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媒体既不把发生的事情告诉当地居民，也没有告诉他们应该采取预防措施，致使附近人民在毫无防范的情况下被长时间辐射，身体受到极大损害，新生婴儿很多先天疾病，这使得当地居民十分不满。特别是由于政府的错误决策，数十万军队在没有足够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过早进入核辐射地区进行救灾，使这些军队中许多士兵受到严重的辐射。第三，严重影响了前苏联国家的国际形象，也使东欧的领导人感到愤怒。
（二）美国社会媒体在突发性灾难的报道方法和新闻理念
1、911发生后美国社会媒体的反应。2001年9月11日，美国东部地区发生一系列严重恐怖袭击事件：两家被劫持的波音客机先后撞向世贸中心的北楼和南楼，纽约的世界贸易中心和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防部所在地五角大楼等重要建筑均遭到袭击，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9.11”这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共造成3200多人死亡或失踪，包括343名消防人员，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损失达数千亿美元。
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各大媒体迅速做出反应，采取行动，发布大量图片和新闻稿，真实及时地向世界报道这一事件。如《华尔街日报》的办公地点位于世贸中心大楼的斜对角，报社的办公设备也因此受损，电力瘫痪。但是就在第一驾飞机撞上世贸大楼的几分钟内，报社的一批编辑被送往普林斯顿附近的备用办公室，通过电子邮件接收来自纽约以及全世界记者的报道。就这样，报纸制作了一期两个专版、多达32页的报道。随后美国媒体对9.11事件继续进行深度报道，《纽约时报》副总编辑比尔拉克深入塔利班控制下的阿富汗腹地采写生活在那里的普通民众如何与饥荒、极端主义分子以及战乱抗争。[4]
2、美国社会媒体在911中的报道方法和新闻理念分析。
（1） 真实而略带夸张的突发性灾难报道。在自由主义新闻理念下，美国媒体就是从突发性、显著性、异常性、接近性、重要性、人情味等价值要素出发选取新闻，但首要因素还是客观真实性，注重对灾难事件报道的迅速、深入、全面、准确，毫不隐瞒负面的、悲剧性的因素。美国媒体在9.11事件发生后，发布了大量有强烈震撼性的图片，充分展示灾难细节，没有避讳会引起当事人和公众不安甚至超出其心理承受能力的场景。在“9·11”事件的现场直播中, 美国的FOX、CNN 等电视台播放了逃难者从高达110 层的世贸中心高楼上跳下逃生的镜头。
（2）大量的预言性报导。在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华尔街日报》即在头版发表题为《Hour of Horror Forever Alters American Lives》报道说这次袭击永远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是对美国安全和开放的严峻考验，直言国家目前处于脆弱的安全状态之下，存在大量的安保问题，人民将要忍受严密的保安监管措施。报道还采访了两名美国人，表述了他们不敢坐飞机，对身边变得充满怀疑和警惕的心情。《纽约时报》在9月13日发表了以《第三次世界大战》为题的报道，在题目上已经足以引起公众的不安乃至恐慌，认为一场捍卫西方自由主义、自由市场和价值观的战争已经爆发了。
（3） 维护国家利益，宣传美国的主流价值观。美国一直认为外界，尤其是中东地区，伊斯兰教派对美国存在很大的误解。《纽约时报》刊登了总统布什写给Saudi Arabia's minister of Islamic affairs的信件，通过布什的语言，宣传了美国对穆斯林的友好态度以及发动战争的正义性，对穆斯林地区对孩子修正他们对美国的错误看法的呼吁。在评述性报道中，《纽约时报》旨在把美国本土价值观念向世界传播出去，报道认为美国的强大和富裕是伴随着崇高的精神理念的，恐怖袭击可以摧毁世贸中心，但是美国社会，美国人民并没有倒下，反而更加体现出美国的力量，美国是为了维护人权而战。
（4）宣传社会责任理论。美国媒体在9.11事件中的报道完全体现了当今美国新闻报道的社会责任，维护公众利益的价值观念，追求产生积极的社会效益。在大篇幅的负面报道中，不难发现其中包含的正面亮点。如《纽约时报》在评述性报道中赞扬了9.11事件中消防员的行动体现了“The Greatest Generation”；对总统布什采取的应对政策表示支持，认为美国人民会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支持和参与到以后的反恐政策中。评述报道除了支持发动战争以外，还对美国以后的安全和发展提供意见，如减少石油的消费以减低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对非洲国家提供援助以争取他们对美国的拥护等等，为国家提供积极的对策。
3、结果。9.11在媒体的引导下，成为美国对世界恐怖主义宣战的根本理由，有效服务于美国国家的对外政策。
美国媒体在9.11恐怖袭击发生后及时发表了大量报道和图片，从新闻自由的角度上看的确是满足的公众的知情权，第一时间了解到事件的全过程和细节。但是在另一方面，血腥的场面，惊恐的表情，绝望的废墟，大量震撼的图片超出了公众的承受能力，无疑是把灾难场面放大的许多倍。在这种风险的构建中，媒介起到了主要的作用，以悲剧色彩为基调，大篇幅全方位的报道手法，负面报道为主，毫不隐瞒具体事实，就使得受众在媒介的引导下产生被夸大的“风险想象”。此外，《纽约时报》在说明报道中从9.11事件作为出发点，具体分析了恐怖主义的根源，当前国际恐怖主义的形势，对全球的恐怖主义和反恐形势做了细致的分析，把脉络清晰的呈现出来。这类的专题报道就等于把世界恐怖主义威胁暴露在公众面前，使公众产生这样的风险认知：全球都是不安全的，自己随时会成为攻击的目标。但另一方面，美国媒体也多次刊登叙述为了捍卫国家发动的反恐战争的正义性，强调美国军事力量的强大，美国人民的精神不可被摧毁，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和民主制度依然屹立不倒。同时也刊登了西欧、俄罗斯、中国、以色列等国家元首和联合国的发言表示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反对，对美国予以支持。这样就为美国公众社会注入了力量，起到稳定社会和安抚人心的作用，构建出一个与强大的恐怖主义威胁相对“安全”的社会。这些为美国对打击世界恐怖主义的行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中国社会媒体在突发性灾难的报道方法和新闻理念
1、四川汶川大地震后中国社会媒体的反应。2008年5月12号14点28分，四川省汶川县发生了里氏7.8级的大地震，在这次地震灾难中，遇难69197人，受伤374176人，失踪18379人，经济损失达1千亿元以上。灾难发生后，最早进行报道的媒体是彩龙中国网（www.clzg.cn）, 地震发生于12日14时28分4秒，在14时37分彩龙社区就有关于地震的主题贴。随后全国各大媒体便进行了跟踪报道。
2、中国社会媒体在四川汶川大地震中的报道方法和新闻理念分析。
（1）遵从科学理性，真实、全面、客观地报道事实。在四川地震中，地震的地点、震级、伤亡人数、各地区受地震影响的具体情况等具体信息都是根据权威部门发布而报道，数据精确到个位数。这部分的新闻主要以新华社的新闻为主。新华社总是在第一时间将真实客观的消息报道出来。在新闻报道中，媒体从关注灾区人民到关注灾区军人、医生、志愿者、各国救援队伍、全国关注灾区的人民等，从各个角度全面地对灾难进行刻画，营造全民抗灾的氛围。
（2）关注高层动态，传达党和政府对灾区的关心。四川地震的当天，胡锦涛总书记便做出了重要指示，而温家宝总理更是马上赶往灾区现场进行救灾指挥，媒体也在第一时间进行跟踪报道。而面对领导对灾区的关注，各大媒体更是利用了大量的照片（照片多是发自新华社）来传递信息。从照片可以看到温总理指挥救灾、关心灾民、关注救灾现场等动向。高层领导出现在灾区的身影成为表达国家救灾的决心的重要标志。
（3）对灾难的原因和后果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对灾难的原因和后果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是稳定人心的手段。在南方周末5月14日发行的《逼近震中》的号外中，发表《长时间“强震缺失”的后果？——地震专家眼中的汶川大地震》一文，说明了地震发生的原因，本次地震破坏力为何如此之大，以及答复了本次大地震之前为什么没有预报等疑问。[5]
（4）以人文关怀关注灾区实况。面对地震中形成的孤岛，媒体的报道便是连接灾区和全国的纽带。而在这方面的报道上，便很好体现了中国媒体对社会的责任。媒体把人放在新闻的焦点上，重视人的价值，同时也表达了人定胜天的观点。在地震灾难发生后，许多媒体更是与之前中国发生的雪灾、骚乱、疫情、车祸等联系起来，引向“中国加油”“中国挺住”等方向，将本次灾难看成中华的一大挑战。在5月15号《南方都市报》中，社评《今天，让我们在心中为他们降半旗》，5月16日《中国青年报》的社评《为地震灾难者设立哀悼日》等社评汇聚成一大思想的洪流，也使为地震受灾者设立哀悼日成为现实。第一次，中国为生命致以最真诚的敬意。
3、结果。第一、中国社会媒体对四川汶川大地震的报道鼓舞了全国特别是灾区人民抗震救灾的决心和勇气，维护了灾区的稳定。中国各大媒体在进行必须的动态报道之外一般都把目光投向中国政府的反应、中资机构和有关在地震人员伤亡情况等等, 其所表现出的冷静与沉稳明显是按照中宣部制定的统一方针和口径来客观适度地进行报道的结果。这种调控机制对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维护社会稳定， 防止滥用新闻自由, 防止传媒运作陷入无政府状态具有积极的作用，及时有效的遏止了人民的“风险想象”，也遏止了谣言的产生，这些对中国人民抗击地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第二、在赈灾活动中产生了良好的引导作用，本次地震灾难中能够筹集到款物567.80亿元很大取决于媒体对灾区的大量真实、人性化的报道。第三、使这次灾难成为一次爱心的展示，成为中国现代人文精神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中国媒体在报道四川地震时，比较少出现灾难现场的描摹以及对灾难本身的注视，极少突出毁灭感、死亡感和绝望感，而代之以人民群众与灾难斗争的乐观精神以及抗灾救灾的英雄气概，并以此来凝聚公众注意力，团结人民群众的斗争精神。
三、世纪之交世界三大突发性灾难中不同国家媒体的不同报道方法的优缺点分析
1、前苏联共产主义新闻观以社会理性为主，过于忽视科学理性。前苏联共产主义新闻观强调媒体是统治者掌握群众的工具，斯大林认为，大众媒介是党与群众之间的传声筒，媒体最重要的责任是完成政府赋予的任务和目标。重视社会责任和集体利益，认为新闻必须彰显党性，一切新闻价值都必须以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来评估，反对“客观性新闻”。所以在灾难发生后，稳定成为压倒一切的要求，在这方面的效果也是明显的。但是，由于过分强调社会理性，缺乏真实性和科学性，从政府到人民都没有对风险有足够的警惕，防范也因此松懈，许多应该避免的后果没有很好避免，特别是核辐射疾病，给广大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也使政府的财政濒临破产。在报道方法上，它强调新闻的教化意义，要求新闻传媒站在如何与灾难作斗争的角度来充分肯定作为主体——人的崇高精神和巨大力量。用复旦大学王中教授的话来说，当时的灾难新闻报道理念就是：“灾难不是新闻，抗灾救灾才是新闻”。
2、美国自由主义新闻观以科学理性为主，能够适当顾及社会理性。美国是西方自由主义新闻观的典型代表，按照自由主义理论，报刊不是政府的工具，而是提出论据与争辩的手段。在这一基础上，人民对政府进行监督检查，并提出他们对政策的主张。因此重要的是报刊必须不受政府的控制和影响。为了让真理生存，必须倾听各种见解。思想与消息必须有“自由市场”，无论少数或多数，弱者或强者，都能接触到报刊。尽最大限度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政府面对媒体的批评和反对意见不应加以限制，政府应该为了维护公众的这样新闻自由尽力营造良好的稳定的环境。因此在美国媒体主张负面报道为主，主张对社会的“揭丑”以保障公民权利，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新闻自由。但是，美国自由主义新闻观在灾难的报道中却能够适当顾及社会理性，并且能够很好服务于国家的政策。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观以社会理性为主，但是努力在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中国的新闻观的发展有个历史的过程。改革开放前，强调媒体的“喉舌功能”，毛泽东明确指出：“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 [6]新闻媒体存在以领导讲话、会议精神、公布政令的为中心报道方式倾向。改革开放后，在“三贴近”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的报纸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是这些改革并不以为“喉舌论”已为过时之说，而是在众多的媒体中进行内部的有限分工。（即“圈子理论”）所以当今中国，是党报党刊继续充当的“喉舌”，而其他媒体则在市场竞逐中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认真贯彻“三贴近”，坚持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视“党和人民满意”为己任。所以在灾难发生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观是以事实为基础，以国家利益为准绳。既强调新闻的客观和真实，实事求是；也要求顾全大局，不能简单追求新奇来吸引读者。
四、在风险社会中，媒体在突发性灾难的报道中应该坚持的方法和责任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到，虽然不同国家的新闻理念并不一致，但是都是在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之间徘徊。前苏联共产主义新闻观以社会理性为主，过于忽视科学理性。美国自由主义新闻观以科学理性为主，能够适当顾及社会理性。中国的新闻观以社会理性为主，但是努力在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实际上，对于媒体来说，科学理性和社会理性都是不可或缺的，正如贝克所说，没有社会理性的科学理性是空洞的，但没有科学理性的社会理性是盲目的。因此，在风险社会，媒体在突发性灾难的报道中应该坚持科学理性和社会理性的统一。同时，由于灾难的快速扩散和不可见性，知识性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具体说来，建立在知识性基础上的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的统一是突发性灾难中媒体传播社会信息的基本方法，它包括如下的内容：
1、建立在科学理性基础上的客观性是新闻报道的最重要的方法和理念。真实是新闻不可违背的原则，客观是呈现新闻事实的方法。传统客观性强调不采取立场，可以证实的事实，重视细节等方法。隐瞒事实真相是一种很错误的理念，在现代信息社会，这种现象已经越来越少见。但是，这并不是客观性的问题已经解决，而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就是说，在风险社会，面对突发性灾难，媒体已经不是简单的描述事实，而是要问，什么是真正的事实，如何才能准确说出真正的事实。
2、知识性在突发性灾难的报道中有突出的作用。由于风险社会的突发性灾难变化速度快，破坏力强，知识性显得日益重要。贝克指出：“知识在社会和经济上的重要性类似地增长着，随之而来的是控制媒体塑造知识（科学研究）和传播知识（大众媒体）的权力。在这个意义上，风险社会同时也是科学社会、媒体社会和信息社会。”[7] 所以，这要求新闻工作者有相当的科学知识。要准确的把专家们的话翻译成受众都听得懂的话，要准确的判断出当时的情况是否和专家们的看法相吻合，也要准确的告诉受众事情的前因后果，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迅速稳定和疏导大众的情绪，把大众的恐慌以及悲痛转换成为战胜灾难的决心，为救灾造就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3、媒体在突发性灾难的报道中应该坚持国家利益和社会责任。在灾难新闻的报道方面，原则上要求国内灾难新闻报道在总体上必须有利于我国改革、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大局，有利于维护我国的国际形象，据此决定如何报道、报道时机以及报道的范围；稿件需送权威部门审核，审定后方可发表，以使报道符合中央方针、法律，重大事实和情节符合实际。在另一个放面，由于风险社会的风险既是现实的又是非现实的，风险实际对社会的刺激在于对未来预期的风险。在这个意义上，存在着一旦发生就意味着规模大到以至于在其后不可能采取任何行动的破坏风险。所以风险意识的核心不在于现在，而在于未来。风险社会的这个特点要求媒体在突发性灾难的报道中应该坚持社会责任，不能简单追求轰动效应，增加影响力。而是要以大局为重，要以维护社会的安全和稳定为己任。当然，传媒对于灾难新闻的报道还要防止走向两个极端：一是对灾难事件遮遮掩掩，对灾难新闻的态度过于谨慎和保守，致使新闻报道违背新闻规律；二是过分热衷于灾难新闻的报道，为了寻求“卖点”、“收视率”，不惜报纸版面和广播电视的黄金时段大量刊播灾难新闻，刺激受众的心理和敏感的神经，甚至让人感到世界末日似乎来临。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媒体对于灾难事件的报道，尽量做到既不缩小，也不夸大；既不遮遮掩掩，也不大肆渲染，而是及时地、客观地将真实的情况告诉受众，维护和保证受众的知情权，从而牢固确立传媒在社会、在受众心目中的安身立命之本。
4、要善于决断。灾难发生时，现场常常非常混乱，很难获得非常准确的数据，所以媒体在特大灾难报道时不必太过追求一些数字上的真实性，此次大地震报道对地震震级的报道我们收到的官方和媒体信息出现7.6 级、7.8级、8.0 级, 对成都到汶川距离的报道也出现不同的说法, 这些都是可以运用新闻报道的特性, 通过连续报道, 以最新的信息自然矫正不尽准确的信息, 使其真实、准确。并及时的相受众说明更改的原因，减少受众的风险想象。从现实情况看, 这并没有带来多少负面影响。反而，如果过分追求数字上的精确，而迟迟不发报道，反而会让谣言扩散出去，造成更坏的影响。
5、要做好传达政府政策以及表达人民愿望的工作。在灾难发生后，一方面，媒体应该准确的把政府的政策，国家领导人的关心及时的告诉受众，让他们放心并理解国家政策，配合国家反行动。另一方面，媒体不应该只报道政府的种种政策，领导的讲话。更应该全面的、深入的去了解灾民的生活，知道他们需要什么，想要了解什么，充分保持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沟通，在不断帮助灾民的同时，创建良好的政府形象。
参考文献
[1][2][7] 贝克《风险社会》何博文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第19、15、52页
[3] 《核反应堆的大火是怎样扑灭的》《参考消息》1986年5月8日
[4] C.J.Chivers《Two Worlds Paired by War》《纽约时报》2001年12月31日
[5] 《长时间“强震缺失”的后果？——地震专家眼中的汶川大地震》《南方周末》2008年5月14日
[6]《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1318页
（作者：林山 白洋 黄舒暖 黄敏瑜 系广州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系2007级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