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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康年与中国新闻专业主义萌芽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门户网站 www.scio.gov.cn | 发布:2010-07-09 | 来源:人民网 | 作者:

    汪康年是中国历史上倡导维新改革的社会活动家,是研究晚清思想文化史不能避开的人物。同时,他又是一位报人,一生创办过六种报刊,即《时务报》《时务日报》《昌言报》《中外日报》《京报》《刍言报》,参与远东通讯社的工作,有着丰富的新闻思想和办报经验,尤其参与创办了维新变法时期最著名的报纸《时务报》。遗憾的是,他一直没有成为我国新闻史研究的重点人物,更没有人从新闻专业主义的角度对他进行研究。

    清华大学李彬教授认为,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萌芽在五四时期,但是分析汪康年的新闻思想和办报实践不难看出,实际上他当时已有了新闻专业主义的思想萌芽。汪康年没有写过专门的文章论述他的新闻思想,更未曾提及“新闻专业主义”这个产生于19世纪9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术语。但是,通过他的文章、书信以及他的办报实践,我们可以管窥他不为人知的丰富的新闻思想,并进一步剖析隐匿其中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

    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理念可以表述为:“第一,报刊的主要功能是传播新闻,同时还要干预和推动社会;第二,在性质上,报刊是一个独立的专业,因此,它必须是自主的,尤其在政治上不依赖任何派别,更不做政府的喉舌(所谓的新闻自由,实际上就是政府不能干涉报纸);第三,报纸的目的是为公众服务,并反映民意;第四,报纸的运转是靠自己的有效经营,尤其是广告收入;第五,报纸的约束机制是法律和职业道德自律,尤其是后者。” ??以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理念来衡量,汪康年的新闻思想中蕴含了新闻专业主义的诸多理念。

    把办报作为自己终身职业的职业报人

    如果说职业记者的出现是新闻专业主义形成的重要标志,那么,职业报人的出现就是新闻专业主义形成的基础,因为有职业报人才可能有职业记者。汪康年和同时代的康有为、梁启超虽然都是维新改革的倡导者,也都为此目的办过一些报纸,但就身份而言,康、梁首先是政治家,然后才是报人,他们办报有一个很明确的目的,就是为政治办报,具有很强的政治功利性。而汪康年在投身报业之前就放弃了自己的仕途,他在1894年补应殿试,列三甲第六十一名,取得了进入官场的“通行证”。但为了办报,他毅然放弃仕途,这和同时代的有些报人成名之后走仕途有很大的不同,所以他是以民间身份进入报业的。虽然汪康年投身报业也有追求政治理想的成份,但他走的是“文人论政”的道路,这和康有为、梁启超的“政治家办报”是完全不同的。同时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动机,就是不满甲午战争期间上海报刊对战事的不实报道,也就是对当时中国报界的现状不满,这一点和康、梁也不相同。如果说《时务报》的办报目的主要是宣传维新变法,有较强的政治功利性;那么,汪康年的其他报刊,尤其是《京报》和《刍言报》则是以独立批评作为办报目的,这时的汪康年已完成了由民间身份向民间立场的转变,从这个意义上说,汪康年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职业报人。

    汪康年36岁投身报业,51岁辞世,在他投身报业的16年中对报纸始终不离不弃,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创办的最后一份报纸《刍言报》在他去世前17天才不得已停刊,创办《时务报》时,汪康年最为辛劳,对报馆的感情也格外深厚。他把报馆视作自己的生命??,并投入全部感情,这在创办《京报》和《刍言报》时尤为突出。《刍言报》是汪创办的最后一份报纸,他承担了报馆的所有工作,身患疾病,有朋友劝他不要那么辛苦,他竟然说他把报纸当作医治疾病的药,足以看出他对报馆用情、用力之深。可以说汪康年是中国新闻史上较早把报人作为自己终身职业,并为之奋斗一生的职业报人。

    汪康年对报刊功能的准确定位

    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第一条就是对报刊功能的定位,即传播新闻,干预和推动社会。而汪康年对报刊的准确定位,是符合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

    1.沟通信息、传播新闻

    汪康年认为报刊的首要功能是沟通信息。《时务报》在筹备阶段,汪康年建议定报名为《译报》,“以广译西报为主”,内容包括五洲近事、各省新政、交涉要案,兼做论说。??虽然没有明确阐明报刊的主要功能是沟通信息、传播新闻,但是我们从他最初设定《译报》的内容可以看出,除兼做论说,其他四项都属于沟通信息、传播新闻。汪康年还主张把《时务报》办成日报,也可以看出,他对报纸沟通信息、传播新闻的重视。“《时务日报》以记载中外大事、评论时政得失为主,后改为《中外日报》,是一份内容丰富、讲求新闻时效性的报纸。”??而经过两年的办报实践,汪康年对报刊,尤其是日报的重要性有了较深刻的认识,他认为日报的重要性在于“能通消息,联气类,宣上德,达下情。内之情形暴之外,外之情形告之内。在事者得愬艰苦与人,僻处之士,不出户庭而知全球之事。”??正因为日报有这样的功能,所以“欲使吾壅蔽顽固之俗一变,而洞彻,而愤厉,惟日报宜也。”??汪康年之所以强调日报的重要性,是因为它有沟通信息的功能,传播新闻的功能。

    2.监督政府,监督社会

    汪康年认为监督政府,监督社会也是报纸的重要职能:“报章者,所以监督政府,而谋社会之公益也。故于政府之得失,社会之利害,或誉扬而赞成之,或防维而纠正之,报章之职分宜然也。”??报纸的监督功能,在他创办的《京报》表现最为突出。汪康年在《京报》发刊首期中阐明了他办报的原因,甲午战争后,北京“顾报章虽多,然于时事多未敢深论论之,或辄致殃咎。”同时,他又明确了《京报》的目的,“处今之时,合同志结团体,力纠政府之过失,以弭目前之祸,犹惧晚也,煌恤其他。”??《京报》创办不久以率直敢言,得罪了一些要人。汪康年在《京报》上揭露奕劻等人的贪污腐败,奕劻等人还利用机关报辩解,说馈议物赠婢妾是个人交往,而汪康年的论说是干预个人私事。汪康年写文章驳斥,馈议物赠婢妾,固然是个人之事,但有赠必有报,由于馈赠双方都是政界中人,上级接受下级的赠物,势必以国家禄位加以回报,这样直接损害了国家和社会的利益,所以这种馈赠虽然发生在个人之间,但仍属于报章监督范畴之内。汪康年认为:故非政界人而有私德之失,则实为个人之关系,报章可不必干涉。政界诸公而有私德之失,则已为社会之关系,报章万不能不为纠正。也就是说,要根据对象的具体身份地位来判断其个人行为是否损害了公众利益,一旦有损公共利益,就属于报章的监督批评对象。??其实他的论述已涉及舆论监督和隐私权保护问题,汪康年能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提出如此超前的观点,确实令我们钦佩。1907年,汪氏在一篇批评某报的论说中说:“报者监督政府者也,监督社会者也。其立志至尊,其处地至崇,其握权至高,其力之所至,至普遍迅疾。”??既强调监督政府,又强调监督社会,这一方面反映出汪氏对报刊功能认知的丰富与深化,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其对报刊的独立批评角色开始有了更自觉的认识。

    在政治权贵和晚清报禁的夹缝中坚守报刊的独立品格

    新闻专业主义的基础,首先是该组织在社会中具有自己的独立地位。就新闻媒介而言,所谓的“第四等级”、“公共机关”等等无非都要表明这一点。??

    汪康年的时代,中国缺乏独立报刊生存的经济条件和社会环境,汪康年为保持报刊的独立品格,在政治权贵和报禁的夹缝中艰难求索,为自己的报刊赢得了独立的品格。

    汪康年之报刊独立品格的第一个表现是经济独立。他创办的六份报刊都没有官方的拨款,一直坚持“商款商办、民间办报”的方针,这样就避免了报刊因为经济的不独立带来言论的不独立。他参与创办的第一份报纸《时务报》的创办经费除了强学会的余款,其他全部来自捐款,捐款不算股份,这就避免了某些人以报谋利的想法。1901年,英敛之为即将开办的《大公报》寻主笔,汪康年有意加盟,但最终因《大公报》有洋股而放弃。他认为,报纸有洋股,势必会受外人控制。1907年,汪康年在北京创办《京报》,由于资金匮乏,他向政府官员寻求支持。和《时务报》一样,尽管报馆的一部分资金来自政府官员,但这只是私人身份的捐助,《京报》仍属民办报纸,汪康年牢牢把握着《京报》的舆论方向。??1900年汪康年创办《刍言报》完全由他独资经营,不对外筹款,不招揽广告。

    汪康年之报刊独立品格的第二个表现,是言论独立。由于新闻自由的有限和办报资金的匮乏,使得汪康年终生都与政府大员保持密切联系。但是,他的报纸一直奉行独立的原则。《时务报》创办以后,张之洞对其采取了又打又拉的两手策略,力图控制《时务报》馆,将其言论限制在洋务派所许可的范围之内。汪康年是张之洞的旧下属,《时务报》的创办得到张之洞的资助,发行也得到他的支持。但是,汪康年有自己独立的思想,表现在报纸上就是采用各种技巧摆脱张之洞对报纸言论的控制。所以,有些学者说汪康年是张之洞在《时务报》的代理人是不符合事实的。

    创办《刍言报》时期的汪康年已是一个职业的批评家,他目光犀利,公正不阿,从权贵到民间人士,一律抨击不误;他具有独立见解,从不人云亦云。??

    1908年《中外日报》因揭发江苏新兵捉赌枪毙平民及南京军政警政之腐败,激怒两江总督端方等人,苏松太道蔡乃煌想与报馆约法三章:一、承认先前所登论说实系错误;二、此后报中不得有讥评南北洋之说;三、报中记事如有损及南北洋之处,须先将稿交彼阅看。汪康年严正回答“此腕可断,此稿不能照缮也”。汪康年的独立批判精神明确而坚定。

    如果新闻专业主义应该包括一种服从政治和经济权力之外的更高权威的精神和一种服务公众的自觉态度,那么,汪康年的独立报格和批判意识是符合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的。

    对新闻自由的独到见解

    “如果说具有自己的独立地位是一个专业组织的首要条件的话,那么,新闻自由确实为报刊的专业化路程搭建了第一个台阶。”??

    在解释当时国内已有许多报纸而自己何以还要再办《时务日报》时,汪康年说“不知闻见患其不博,论说患其不参。博则虚实可相核,参则是非可相校,固不以复出为嫌也。”也就是说,汪康年对报刊多元化和新闻与观点的多元化已有所认知和强调,而这种认知已具有了“观点的自由市场”与“自我修正过程”原则的某些影子。??他对中国报馆的生存状况极为不满,他认为:“吾国报馆,进无法律之保护,退无社会之后盾,敌之劲而得援,与我之孤而无助,盖想去万万然,度政府之必不如是而自怯之转以阻人志意也。”??对钳制新闻自由的举措极为愤慨“假使政府不顾一切,而依然托辞焉以殄灭一切报馆,以昭示政府无顾虑祸难之思,无实欲振兴之意无,欲亲天下人士之心,是则自欲斩刈新机歼刬国脉。”??难能可贵的是,汪康年还提出政府要信息公开,要保证个人的知情权。“盖吾国上下之隔绝,民间之误会,全在秘密。彼以为秘密则既有丧失权利之处,人无从知,斯无从攻击。不知即使秘密,而所丧失之权利,仍不免人指责。即并未丧失之权利,亦且为人猜疑,甚至人随意诬捏,亦无从辨白。至今日而恶果见矣。”??

    为了维护新闻自由,汪康年主张民间开设报馆,并用报律规范其行为。汪康年的弟弟汪诒年回忆说:“先生尝上书于瞿子玖相国,略言近年风气趋变,宜速定报律,令准民间开设报馆,如有不协,皆以报律从事。一面知照各国公使,无论何国人在我国界内办报,皆照律办理。如此则报馆多,多则彼此相角,而是非以辨晰愈明。”??他还认为中国创办日报不必挂洋旗。报律一方面约束报馆,另一方面也从法律上保障民间报馆的生存权利。从这一点说来,汪康年的报律思想也是保护新闻自由的重要方面。

    我们今天的涉及新闻自由的许多概念,如观点多元、信息公开、知情权、新闻法,汪康年都有深刻的阐述,只不过没有用今天的表达方式而已。

    用“报品、报德”进行报刊自律,用社会和政府的监督进行报刊他律

    新闻自律是新闻界自我保护的行业自检,借以减少与社会大众的摩擦,达到维护自身信誉的目的。新闻自律作为记者和媒体对报道行为的自我约束,是实现新闻专业主义的手段,产生的效果取决于记者良心的强弱。

    汪康年的报纸自律是针对四川保路运动中的失实报道提出的,“虽然吾今者又不能不为吾国言论家抱歉矣。当干路收为国有之时,中外各报,惟见此事足以煽动人,或可借端生发,即极力诋垢,加以捏造”,“今则暴动旬余,无端死者已若干人。此等人孰杀之?盖直接则官吏杀之,间接则不得不谓不担责任之言论家杀之矣”??,“不幸而川中又有此事,正宜靖人心而弭世变,岂可摇唇鼓舌,而以骇人听闻并不确实之消息,布散于社会欤!无益于川人,而有损于大局,吾未见其可也”。??针对报纸的失实报道,汪康年认为报纸要加强自律,“报纸者代表舆论之机关也,既为舆论之代表,则其一言一语,皆将为社会所信仰。夫以社会所信仰,而不自保其名誉,自尊其资格,自重其价值,而信笔书之,率臆言之,人将不信我”。??这实际上已涉及媒体公信力问题,媒体要提高公信力就必须进行自律,为此汪康年提出报纸要有报品、报德。“身未亲历其境,欲求真实之情,持平之论,难矣。然而有言论之责者,固不可不详慎也,不可不公平也。道听途说,其事苟涉可疑,则与其登载而不实,毋宁缺疑之为愈也。尤不可略涉偏袒,而信笔书之,过爱新奇而率臆言之也”。??

    既然报刊自律如此重要,那么如何进行报刊自律呢?提升报刊自律的有效途径是媒介批评,也就是汪康年所说的让政府、社会来监督报纸,其实就是对报纸进行他律。“社会如何监督报纸?对那些刊登邪说的报纸,读者要‘摈斥之,唾弃之,使之不得自居于清议之列’最终丧失立足之地”。??在《〈时务日报〉章程》中,“如报中登事错误,请随时指正。如有不惬意于报中所言者,请随时函示”。??表明他愿意接受监督的勇气。非常遗憾的是他没有详细论述政府如何监督报纸,如何对报纸进行他律,也许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他所希望制定的报律。

    小 结

    综上所述,汪康年的新闻思想和办报实践已经蕴含了新闻专业主义的诸多理念,在当时的报业还尚较幼稚,尚不能成为真正的职业之时,这种新闻专业主义理念显得更加弥足珍贵。我们也据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的新闻专业主义萌芽可以追溯到汪康年。

    但是,汪康年没有专门的文章论述他的新闻思想,他的新闻思想是研究者从《汪康年师友书札》以及其弟汪诒年出版的《汪穰卿先生传记》整理而来,从这点来说,他的一些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提出并不是一种自觉的行为。汪康年所处的时代,扶危救困是时代的主题,而他的办报活动也是围绕这一主题的。这样,其办报活动不可避免地和政治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必然会消解新闻专业主义。再者,新闻自由为报刊和报人的独立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是,汪康年时代,虽然由于百日维新和清末新政,延续几千年的言禁和报禁有所松动,但新闻专业主义所需的新闻自由却非常有限,汪康年所办的《中外日报》的被迫出让和《京报》的被查封就是明证。最后,新闻专业主义产生的经济基础即市场经济,汪康年时代并不具备。由于新闻自由的有限和资金的匮乏,使他的办报活动不得不和政治权威保持若即若离的复杂关系,这些又无形之中消解了新闻专业主义。由此可见,中国的新闻专业主义在汪康年只是萌芽,不是真正的新闻专业主义。我们要客观地看待这个问题,既要肯定他的超前意识,也不能对初露端倪的东西给予过高的评价。

    (作者刘新利系西藏民族学院新闻传播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

    注释:

    黄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第32、36、64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第45、144、378、315、353、37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77、77、119、138、120、120、122、122、181、185、185、183页,中华书局2007年版

    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第3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樊亚平:《发现记者:中国新闻从业者职业认同研究(1815-1927》,博士论文,2009年。

    刘建明:《新闻学概论》第338页,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12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责任编辑:郑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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