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工荒”这三个字，无疑是春节过后媒体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Labour shortage”(劳动力资源短缺)也随之成为外媒探触中国经济社会脉动的焦点。“珠三角缺工超过200万人”、“农民工拒绝4000元月薪”……似乎我们这个劳动力资源大国正遭遇前所未有的“用工荒”，已经出现劳动力供给的“拐点”、从无限供给变成“有限剩余”。经济企稳回暖的2010年，真的是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元年？

    但时隔不久，有媒体发出“现在说‘用工荒’为时尚早”的声音；有专家指出“用工荒”是阶段性现象；也有媒体预测“‘用工荒’可能一个月内缓解”。于是，理性对待“用工荒”的呼吁之声在传媒界响起。

    “用工荒”是真荒、假荒，还是“被用工荒”？是“暂时荒”还是“长期荒”？是“人为性用工‘荒’”、“结构性用工荒”，“局部荒”还是“全局荒”……各种信息与说法莫衷一是，让“路径依赖”的媒体陷入昨是今非的尴尬。

    事实上，用工荒不单是今年的新闻。以往每年春节过后，各地劳务市场都会经历这种博弈：既需讨价还价的过渡时间，又受多种社会利益的磨合；既是一个社会民生事件，也是一个社会心理事件。媒体报道不同时间、不同角度、不同立场的“事实”，往往“说出”不一样的判断，而媒体诸如此类的种种声音又极其可能反作用于事件本身。

    撇开“用工荒”的真伪暂且不论，笔者简要梳理春节过后一段时间“用工荒”报道的轨迹，由此思考媒体自身的理性策略与客观立场，思考此类报道中如何去伪存真，去粗存精，少做伪判断，多提真问题。

    开春即遇“用工荒”？

    ——时效性隐藏的客观性

    春节喜庆的报道热度尚未退却，媒体就曝出了珠三角、长三角乃至部分内地城市出现用工荒的消息。2月19日(正月初六)，羊城晚报已预计节后广州企业用工缺口将达15万左右，不仅技工长年短缺，一般的操作工(普工)也“阶段性短缺”。2月20日，今日早报报道杭州外来劳动力服务中心开门首日仅500人光顾。2月21日武汉晚报综合深圳、广州、东莞、中山等地缺工消息，亮出“珠三角缺工超200万”的警示。随后几日，全国众多媒体在报道珠三角、长三角用工荒的同时，还曝出了劳务输出大省亦显用工荒的消息，企业设摊“抢”工人、“用工荒”倒逼加薪潮等。

    最初阶段的报道，往往是现场采访、专家评说、媒体总结的三段论演绎形式。媒体的目光从劳务市场招工一头热，追索到招工条件上涨工资、降学历、宽年龄等变化。在现场，记者请出企业主大吐苦水，转身又让农民工“淡定”地提出加码的诉求，最后报出一组劳务中介机构提供的供需矛盾数据，以此证明“工”不应求。此外，还借用专家或者业内人士之言，为企业支招：如何提工资、涨待遇、用企业文化引人留人……

    比较今日早报2008年的报道，同是春节长假最后一天开门的劳务市场，同是首日遇“冷”的格局，与今年“开门首日仅500人光顾”只有数量差异而并无质的差别。但今年各地媒体抢发新闻，竞相强化本地劳务市场的“最荒”状况，社会“用工慌”心理的雪球越滚越大。

    海外媒体也没有忽略这个“中国题材”。《华尔街日报》发表题为《揭秘中国用工荒》的文章说，对于一个劳动力依然极度过剩的国家，珠江三角洲等中国经济增长引擎地区在春节后出现严重用工荒的报道让人很有些难以理解。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全球人口最大的国家却面临着“意外的约束”——人力资源短缺。《纽约时报》则撰文指出，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最终将转移到美国消费者购买的中国商品的价格之上，不过目前的用工短缺是由于农民工正在家里过正月，而国家经济刺激计划也让他们在附近区域找到了就业机会。

    那么，我国2.3亿外出农民工此刻到底去了哪里？一个简单的事实被注重时效性的媒体所忽视了。事实上，大部分返乡农民工在老家过年，按常理要过完元宵节才离乡返城，这与媒体最初报道的“用工荒”有一周的时间差。由此可见，尚未有最终结论之前，新闻报道的时效性成为对新闻事实探究与传播的限制，记者截稿时的新闻现象并不一定代表事实的全部。由于我国缺乏劳动力区域流动的评价机制，流出省与流入省均没有信息交流平台，媒体仅凭一时一地的现象盲目炒作“用工荒”，不但不能有效缓解用工紧张，反而给卖方市场贴上了臆断的标签，极有可能误导部分民工转为观望心理而待价而沽，在短时间造成招工方与找工方之间“瞎子摸象”的结局。

    时至3月，有关“用工荒”的媒体报道逐渐明朗，因为在全国两会上，当记者重提“用工荒”的话题时，媒体先前的哄声受到了理性的“纠偏”。商务部部长陈德铭一针见血地指出：“很多媒体在炒‘民工荒’”。中国还有相当长的劳动力红利期，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状况也没有改变，现在出现的局部地区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矛盾，反映了教育和培训特别是某些特殊产业的培训要上去，同时也反映了用工政策要有个长期的完善过程。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对此也认为，珠三角的劳动力短缺现象，“不像媒体宣传得那样严重”，就像金融危机爆发时有媒体称珠三角企业出现“倒闭潮”，实际上也没那么严重一样。

    为何今年招工“难”

    ——发现事实背后的隐秘文本

    综合以上报道，不难发现许多媒体和专家学者最初描述的“用工荒”其实是一个现象，而且是特定时期的现象。然而，一旦“用工荒”作为定性的概念提出后，其内涵的意义有了延伸，演变为劳动力资源或者人力资源短缺(labour shortage)这一关键性问题。

    那么，从新闻报道的角度来看，“用工荒”是否是一个真实的命题，真的反映我国面临人力资源短缺吗？这个尚无结论的现象成为普遍关注的焦点，是否能为媒体报道带来新的启示呢？

    劳动力短缺，首先可以理解为绝对意义的供给不足，也就是供需关系上的“工”不应求，或者“蓄水池”的储量不足，人口红利消失，廉价劳动力减少等等。近几年来，我国以多种形式扩大高等教育机构的招生，使得本该流入市场的劳动力成为学生而延迟了就业；另一方面，1977年以来施行计划生育也逐年产生累积效应，出生率降低将导致年轻劳动力供给的自然减少。这两种原因存在，意味着用工成本递增将是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遭遇的必然趋势。

    不过，这种必然趋势之下，“用工荒”不应该是突如其来的急转弯。在经济企稳转暖时期，这种矛盾也并非像大多报道形容的“集中爆发”。反而，媒体更有责任去分析这种短缺的成因，预测这种短缺在未来的影响，而非一味唱衰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终结。

    另一方面，短缺也可能是相对意义的不足，即表现为某一时间、某一行业、某一领域、某一类型的资源变化，也有的称之为结构性的短缺。由农民工返乡时间差造成的“用工荒”即是暂时性的短缺，农民工要在元宵甚至农历二月之后才出来找工，而用工单位的出口订单交货时间并没有考虑这一因素，于是春节长假一结束就急于开工，如此“用工荒”的定论的确为时过早。

    此外，前几年媒体报道出现较多的“技工荒”、“普工荒”，或者对工人性别、年龄作出规定后形成的“女工荒”等，以及一些报道中出现的某些工种最抢手、某些行业最缺人等，也是相对意义的短缺。这种短缺可能是由于第三产业用工量增加，或者生产生活用工需求变化等造成，而并不代表劳动力市场整体的供应不足。对于这类问题，媒体则可以进一步探究的是哪里成“荒”、“荒”的背后有哪些用工制度与用工需求的变化。

    如果媒体最初便把“用工荒”定位为一种可剖析的现象，而非盖棺定论的结论，那么或许就有更广的视野来发现更有价值的新闻事实。诚如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所言：“心急火燎的企业管理者和地方政府官员，都是这方面的‘老江湖’，他们这么早就着起急来，不会是没有原因的。”

    遗憾的是，不少媒体报道在招工和找工之间划出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机构、政府和专家均以第三方中立姿态出现，而忽视了这组社会关系所折射新现象。目前，大部分媒体就“用工荒”成因，大体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经济企稳回升，企业订单增加，用工量增加；二是中央惠农政策之下，农民离土不离乡，留乡创业增多，对进城务工提高要求；三是产业结构调整，农民工就业区域分流，中西部基础设施建设大量用工，而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缺工；四是劳资双方薪资诉求存在龃龉。

    一旦将“用工荒”的社会现象还原到转型时期的社会关系中，理性的媒体便有了更深的洞察。发现劳动力供需关系背后是农民工群体行动模式的变化，是城市化进程推进后城乡格局的转变，也是国家产业转型无法逾越的必然阶段。由此可以引申出更多值得关注的新闻：

    1. 农民工群体变化。严峻的城乡二元局面之下，农民工除了支付迁徙成本之外，还需要支付城市生活的各种费用，此外在移入地始终面临身份归属、风险保障等问题。“80后”、“90后”农民工，普遍的学历在初中以上，自我实现诉求更高，也造成用工平衡不稳定。这一部分就业群体与就业环境之间的矛盾，将是我国未来产业工人成长的距离。

    2. 劳务用工制度变化。在劳务市场缺乏有效信息沟通机制、信息不平衡的情况下，农民工依靠口口相传和媒体零碎信息作为寻求就业的依据，其共同点在于同化典型，忽视个体差异，形成普遍涨价预期。在不同地域、不同机构之间的沟通，是否能为我国劳务流动提供新的平台。

    3. 城乡二元体制的变化。几十年民工潮潮起潮落，很多地区的农民工收入增幅远远跟不上物价涨幅，舍弃低工资岗位是理性选择。从边际效能降低的背后，能看到城乡二元与户籍、教育、医疗等的羁绊，对外来劳工形成排斥和隔离，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尚有许多方面的难度。

    4. 产业调整转型的趋势。新劳动法出台后，企业隐形用工成本增加，但这一部分支出却不直接反映在民工工资收入增长之中。而民营企业为何在涨工资这一问题上踯躅不前，劳动力结构的变革产生怎样的调整，有哪些新的发展趋势？

    结语

    随着民生新闻的兴起，大量关系到特定群体生存状况、生存空间、生存环境并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事件和信息，成为媒体舆论关注的对象，如食品卫生、医疗纠纷、就学就业、物业管理等问题的报道，既能反映一部分群体真实的生活状态，也传递出民生利益诉求，更可能对现实机制、体制的缺陷进行扬弃和补充。

    “用工荒”报道的启示在于，如何准确判断信息，减少不确定性的扩散，是媒体需要正视的课题。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J.Habermas)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提醒：信息的发出者把自己的意图隐在一种关心公众福利的角色背后，不能将公众舆论视为公众行为的现实形式。德国社会学家郎兹胡特(S.Landshut)更注意到这样一种事实：公众舆论被一种不确定的情绪化倾向所取代；这种倾向容易被具体的事件所左右，这种情绪化倾向，就像颠簸船上的货物一样。因此，媒体在这类民生报道中，并非只是担当信息采集与传播的角色，作为公众舆论的载体和主导，媒体更需具有成熟的思维理性、警觉的角色规范、谨慎的信息判断。

    首先，提高自身发现社会民生规律的能力。新闻事件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准确判断其间的矛盾便是记者需要掌握的能力之一。尤其当媒体舆论的介入成为推动事件发展的力量之时，更应尊重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尊重历史进程中的若干定律。如在“用工荒”报道中，时效的追求可能成为事件客观性的限制。其实不然，在同一时间截面的横向与纵向比较，也能提供发现问题的路径。例如年初劳务市场一头热，虽无法直接得出“用工荒”的结论，却能研究出农民工群体就业习惯的变化，这种变化本身就是新动向，构成值得探究的新话题。

    其次，具有舆论平衡和社会责任意识。新闻报道的过程如同公权的光照，折射了记者新闻采写的职业能力，折射了媒体第三方立场的反思能力，也折射出传媒的社会责任。招工与就业，本身就是两端运动着的矛盾，此消彼长，出现暂时不平衡是非常自然的。如果媒体在新闻报道时，不考察事物变化的度量，不立足于了解矛盾、分析矛盾、化解矛盾，在矛盾稍不平衡时就“一头倒”地进行报道，就必将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在“用工荒”报道中，媒体信息传播也可以存在另一种传播效果，即通过各地新闻媒体联盟，促成政府部门与中介机构的合作，推进劳力流入地区和输出地区的信息沟通平台。这种形式的报道，有效地运用媒体覆盖面，将新闻由头置于体制改进的框架中，恰好填补了特殊时期的信息空白，避免了无序盲目的流动风险，产生了有益的整体社会影响。由此可见，媒体在民生新闻报道中，面对复杂的受众，更应在议题设置、深度分析中保持更广阔的视野，唯有深入其内，方能出乎其外，以深邃的洞见和谨慎的态度来引导舆论，谨防跟风炒作。(作者：黄之宏 单位：温州日报科教文卫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