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图片来源：人民网）

    接触参加本次两会全国政协新闻出版界别和对外友好界别的委员，发现大家一直热衷探讨的话题之一，是我国国家形象。政协委员们围绕2009年中央对我国媒体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要求，从文化交流、公共外交和讲好中国故事三个方面提供了不少真知灼见。

    一、在对外文化交流中，媒体可发挥重要作用。

    文化是决定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因素。“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3月5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用逾600字的篇幅，强调我国将在2010年大力加强文化建设，其中关于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工作这一句，引起一些长期从事对外交流、传播工作的委员们高度关注。

    《阿凡达》自去年底上映以来， 在中国内地票房超过12亿元，而且还在持续增长，而2009年我国内地城镇电影票房的总收入仅62亿元。3月6日，全国政协委员、新华社解放军分社社长贾永给本刊记者算了一笔账，以政府工作报告公布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75元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153元计，《阿凡达》内地票房即使就12亿元也大致相当于我国7万城镇居民年可支配收入或23万农村居民年纯收入的总和。

    好莱坞电影、日本动漫之所以能够在世界范围长期盛行不衰，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产品不仅仅是一种商业赢利工具，其内在本质包含了浓烈的文化传播意识。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外事委员会主任、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认为，外国动漫在中国有如此大的影响，是因为这些动漫产品表现了那些国家孩子们的生活、好奇心、友情和良好习惯等等，使得孩子们从小就对那些国家的孩子有认识，从而对那些国家熟悉，其国家文化也就悄然体现。

    与电影动漫一样，媒体也是文化交流传播的重要载体，贾永介绍说，2009年由新华社倡议并组织策划、新华社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共同发起的“国际儿童日”公益活动和“全球媒体儿童日”24小时环球直播报道活动，全球83个国家和地区927家各类媒体参与，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而良好的反响。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在组织文化交流活动方面具有丰富经验，据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俄东地区广播中心俄语广播部主任兼节目总监范冰冰介绍，在中俄国家年期间成功组织“中俄友谊之旅”的基础上，国际广播电台抓住中俄语言年的机会，制定了系列计划。“2009年是中俄语言年之中国‘俄语年’，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组织了‘情动俄罗斯——中国人唱俄语歌’大型活动，经筛选后全国有1万2千多人参加，基本是普通老百姓，但在中国和俄罗斯表演的反响都很好。”范冰冰表示，2010年是俄罗斯“汉语年”，国际台将通过广播、电视、网络、书籍等多媒体渠道，向俄罗斯人民推广汉语。比如正在制作的“你好，中国”视频节目，每集用几分钟时间教一个汉字，主要是通过汉字背后的故事，将汉字的魅力传递给俄罗斯人民。

    二、媒体是公共外交的重要力量。

    在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和其他委员的大力推动下，“公共外交”成为今年两会期间的热词之一。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在两会前夕刚刚创刊的内部刊物《公共外交通讯(2010春季号)》在政协对外友好组驻地会议室、两会新闻中心等地方发放时成为抢手货。

    “媒体是公共外交的重要力量，典型的公共外交比如我国的国际广播电台，它是国营的国家的机构，但面对的是外国公众，同类的代表就是美国之音。”赵启正说，媒体的记者或者领导，实际上有更多开展公共外交的机会，他们出国采访或访问，虽然不是去签订协议、发表声明，但表达了国情，解释了外国对中国的疑问，倾听了外国对中国的关切和建议，这也是媒体在公共外交中的重要作用。

    当今世界的外交工作不再是单向度模式，只有政府外交、NGO公关、大众交往、新闻传播四者融会贯通，才能产生最大效果。我国不仅在NGO发展水平、媒体国际传播能力上存在单项不足，在四方面的综合运用上也尚显生涩。相反，西方部分国家和媒体，在运用这一手法达到其目的方面却是行家里手。

    哥本哈根会议上，为将减排压力转移到中国身上，以英国《卫报》为代表的西方媒体可谓“深谋远虑”。中国日报社总编辑助理黎星和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日报社常务副总编黄庆在刊载于《公共外交通讯》的《从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看中国舆论传播之不足》一文中写到，《卫报》一开始就和西方政客们密切配合，设计了四个环节。第一环节，连续报道“泄密文件”——《丹麦文本》；第二环节，开始挑拨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第三环节，把矛头从发达国家身上转移到中国身上；第四环节，把大会失败的罪名推给中国。黄庆总结说，“《卫报》从造势开始，到设置新议程，再到煽动炮轰中国，是西方一些政客利用公共外交与媒体制造舆论和影响进程的范本”。

    这个教训提醒我们，如何打破西方媒体巨头的信息传播垄断格局，增强我国媒体国际传播的覆盖率、落地率、接受率，提高说明中国、讲中国故事的水平，培养适应新时期国际传播需要的人才队伍等等，都是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三、在国际传播中讲好中国故事。

    无论是文化交流还是公共外交，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向外界说明中国，讲好中国的故事，其中媒体是最重要的讲述平台之一。全国政协委员、外事委员会委员，新华社原副社长兼常务副总编辑马胜荣认为，过去我国国际传播在报道中往往只注重成绩一面，对存在的问题讲得不实在，因此故事总体给人的感觉是真实性差一点，不容易使人信服。

    范冰冰委员告诉记者，回过头来看，我国国际报道在内容改进上已经有很大进步。但我国的传播力量还不够强大，造成在外国受众那里信息失衡，使得外国听众即使接触到我们的报道也不容易相信，因为此前西方媒体的报道已在其头脑里造成先入印象。

    在国际报道中讲不好中国故事的另一个原因，是我国媒体报道的方式方法存在问题。赵启正委员认为，我国国际报道的许多文章理论性太强，而且有的报道总是想在一篇文章里把所有的道理都讲完，导致效果太差。此外，人才队伍知识结构、职业化等问题也是委员们关注的重点。针对以上问题，委员们也提出了不少建议。

    1.提高讲中国故事的水平。

    要向外国受众讲好中国故事，首先应明白其思维方式和接受习惯与中国人的区别。全国政协委员、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刘长乐认为，搞国际传播的人转变观念很重要，因为中国人和西方人的各方面差别很大，中国人喜欢逻辑思维，偏好婉转表达，重视整体观念，人际交往中比较重义；西方人则注重形象思维，喜欢直来直去，提倡个人主义，比较看重利。马胜荣委员表示，中国人的接受习惯，是希望媒体能给一个有一定结论性的报道，讲清楚一件事情的原因、过程、结果，并给予评论；外国受众则希望只要把事情告诉他就行了，至于结论怎么下，由自己决定。

    其次，应树立正确的态度。马胜荣委员认为，向外国人讲中国故事，不纯粹是方式方法问题，首先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传播能力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必须尊重事实，要传播实际情况，就中国新闻的对外报道而言，就是既要讲发展成就，也要正视存在的问题，讲两面才符合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点。

    第三，重点抓新闻报道的取材。马胜荣委员说，只要我们新闻报道的取材做得好，那么外国受众得出的结论一定是比较公正、比较符合事实的，因为任何新闻报道、信息传播都是选择的结果，或者一系列选择的结果。这就是说，新闻报道不可能是新闻事件的流水账，而是新闻传播者按照自己对事件的判断选取材料、形成稿件，通过客观的描述影响受众。因此，任何新闻稿件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和文化色彩”。

    第四，注重讲故事的方式方法。赵启正说，我们的价值观、理论、观点一定不能生硬地传播，要通过外国人喜欢的人性化故事的方式来传递。刘长乐亦表示，我们不能每天喋喋不休、反复地讲道理，可以通过文化、艺术传播等方式来扩大讲故事的空间。

    第五，提高语言水平，注重区别对待。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际出版集团副总裁兼总编辑黄友义认为，对中国基本国情的介绍，包括一些政策的解读，比如两会的解读，最好用外文直接编译，而不要生硬翻译。对外国人要有所区别，同样说英语，美国人、英国人、加拿大人之间的差别也很大，应入乡随俗，到什么山唱什么歌。

    第六，必须走市场道路。赵启正委员认为，国际传播不能搞免费主义，要敢于同西方媒体巨头在国际传媒市场上竞争，这样外国受众会更容易客观接受。

    2.加强与国外媒体合作，注重本土化。

    国际传播中，可以借助外国媒体和外国人来讲中国故事，通过国外主流媒体的报道，提高覆盖率、落地率、接受率。据全国政协委员，《人民日报·海外版》总编辑詹国枢介绍，《人民日报·海外版》近年来采取借船出海，与国外媒体尤其是华人媒体合作的方式，由海外版《海外周刊》每期提供8个版面的内容，合作方从中选取部分内容刊登在自己的媒体上。由此，海外版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一个内容提供商，扩大了报道的传递途径和范围。目前，这样的合作伙伴海外版有近20家，覆盖东南亚、东欧、非洲等不少地区。此外，海外版采取与国外媒体合作经营的方式，在海外增加了30万份订户。根据海外版的定位，在服务海外华人和学中文的外国人这两大群体上，这些举措都起到很好的作用。

    适当加大我国媒体驻外机构雇佣当地雇员的力度，也是提高讲中国故事能力的一条途径。马胜荣委员说，让外国雇员来参与我国国际报道的采访编辑，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是，他们对于外国尤其是本国受众的接受习惯比较了解；其次他们没有语言障碍问题；第三他们对当地情况比较熟悉，人脉也比较好。新华社外籍雇员在伊拉克战争以及海地地震中采写新闻的情况从一个方面说明了这一做法的好处。

    3.注重新媒体运用和多媒体报道方式。

    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推动媒体传播形态变化的重要力量。马胜荣委员认为，我们必须跟上新闻传播技术发生革命性变化之后产生的媒介融合性趋势，如果跟不上这个趋势，就不能适应当前媒体的发展变化。对于国际传播而言，尤其应该重视基于互联网等传播技术的普遍使用所带来的传播方式的变化，如博客、微博、播客等等，因为网络传播在突破地域限制，时效性、互动性等方面都具有超出传统媒体的优势。据黄友义委员介绍，中国网来自海外的点击率，平时占总量的20%多，遇到中国有大事的时候，比如开党代会，则会上升到50%到60%，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网络阅读的方便、快捷。

    4.加强人才队伍培养、提升职业素养。

    相比国内报道，国际传播对新闻人才综合素质的要求更高，必须具备较高职业素养。马胜荣委员现被特聘为重庆大学文学与新闻传媒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国际传播工作经验和近年的教学实践，让他对我国新闻人才队伍培养颇有思考。他说，提高国际传播能力问题最终是人才问题。

    谈到提高教育水平的具体发展措施，马胜荣委员认为首先是利用和编写好教材，要以我国教材为主，同时可以参照参考其他国家新闻院校的教材。其次要解决目前教师队伍中大多人员缺乏媒体实际操作经验的问题，办法之一是从新闻机构抽调部分对新闻有研究的人参与教学，同时让有教学经验的老师能够到新闻机构工作一段时间。第三是新闻人才的知识结构应该是T形结构，一竖代表扎实的专业基础，一横是指要掌握各方面报道的技术技能，这样就能够在专业基础支撑下从事各方面工作，培养出来的人才更适合未来新闻媒体的需要。

    贾永委员认为，成熟的媒体都很重视职业道德、职业素养、职业技能、职业精神，因此强调新闻人才的职业化十分必要。他表示，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需要有精品力作来推动，《阿凡达》的成功，说明它解决了跨文化传播的关系，我们应该学习其12年磨一剑的职业精神，扎扎实实地进行跨文化传播，这点才是贯彻中央精神，提高国家主要媒体国际传播能力的根本。（文章来源：《中国记者》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