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8日，正月初五下午，天台县蔡氏兄弟的5个小孩失去踪迹。当日深夜，一位知情者在搜狐网论坛发帖，请全国网友帮助寻人，一时间演化成为震惊全国的大案。次日，浙江省内媒体和《瞭望东方周刊》等媒体率先介入，众多的猜疑集中指向涉嫌“重大绑架案”。

    在此类案件中，人人似乎都是福尔摩斯，都在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获知的消息进行整合加工，从而得出自己的判断。因此，在此类报道中，凡是能够提供尽可能详尽的破案线索，肯定是最吸引读者的。但是此类报道的悖论也正在这里。如果只是报道进展，新闻事件本身对读者缺乏吸引力，读者自己肯定会通过各种消息渠道，以满足自己的知情权，以及尽可能地帮助当事人寻找失踪者。如果将警方的侦破过程毫不隐瞒地全盘托出，则有打草惊蛇的可能，影响警方破案。更可怕的后果是，可能触怒绑匪，危及人质安全。

    因此，此类案件中，媒体要尽责报道，但一定要遵守新闻伦理，首要一条便是要保证“人质”的安全。但恰恰在这一点上，不管党报还是都市报，在此案报道中都乏善可陈；政府的新闻发言人也未能很好地把握这个分寸。

    媒体该不该全盘托出线索

    事发次日晚，天台警方召开新闻通报会，主管此案的县公安局副局长出面介绍情况。除了一般意义上的资讯外，警方还与记者分享了初步了解到的线索以及核实情况。

    笔者当时也参加了这个通报会，曾在会议结束时提醒警方和其他媒体记者：假若涉嫌绑架人质案，那么这些案件线索可否不要公开报道，以免影响人质的安全。一旦公开，则意味着媒体向绑匪通风报信，绑匪可根据媒体的报道来掌握警方的破案进程。如果其中有一条线索正是绑匪的踪迹，那么媒体等于告诉绑匪：警察发现你的踪迹了，破案线索有可能由此中断，甚至有可能抢在警察之前撕票。

    经笔者提醒后，警方表示这些线索确实不宜公开报道。通报的目的是扩大线索来源，因为媒体也在尽可能地向全社会征集线索；同时，也是在核实这些线索的真实性。确实，媒体经过一天的采访，也发现了不少警方没有掌握的线索。

    当晚，笔者发现搜狐网论坛上已将各种线索罗列出来后，便向“楼主”发站内私信，表达了和上述同样的意思。“楼主”立即意会，删除了上网的内容。其后的几天里，“楼主”也只公布案件进展，没有再涉及具体的线索。

    虽然有警方的提醒，但杭州某些报纸仍然将破案线索作为吸引人的眼球进行重点报道，其中一家都市报甚至将案件定性为确凿的“绑架”，后因在与警方核实细节时被提醒而没有见报。但是，各种线索仍然试图在勾划一个被绑架的图谱。只有浙江日报和都市快报没有报道这些线索，尽管这两家媒体的记者都到了现场，掌握了非常详细的资料。

    媒体猜测“落空”之后的反思

    从常识判断，5个小孩一起发生意外，比如失足掉进水里或者落下山崖等，一般是不太可能的，何况，当地警民进行了地毯式搜索。至于绑架也不可能，因为到失踪第4日时，家长还没有接到索财电话。那么，案件指向很有可能是被拐卖，或者就是极其罕见的意外死亡。但问题是，当事人的孩子最大13岁，最小的也有7岁，以常理推测，拐卖这么大的小孩的可能性也不大。

    正当各种猜测交织的时候，孩子的尸体在渔塘蓄水池里被发现了。警方勘验之后的结论是失足落水溺亡，此前的各种猜测均不属实。

    一般来说，案件都是在侵害已经发生之后才成为案件。一旦警方获得的有效线索被泄露，顶多影响案件侦破，一般不会造成新的案件。而人质类案件的特殊性在于，人质的生命掌握在歹徒手中，一方面人质尚未受到生命侵害，另一方面时刻有性命之忧。这是正在发生中的案件，一旦消息披露不慎，将会危及到人质生命安全。

    因此，人质类案件的报道，和普通的刑事案件报道并不相同，应该以人质安全为第一原则，知情权和言论自由此时应该让位。所有可能危及人质安全的报道，应该从媒体上杜绝。

    此类报道的一个负面样本是台湾白晓燕案。16岁的女生白晓燕在去上学的途中，被包抄而来的绑匪劫持。由于无良媒体的大幅度报道，激怒了绑匪，对白晓燕拳打脚踢并涉嫌强暴，致使不治而亡。这一报道，亦成为台湾媒体伦理标准的负面教材。

    政府新闻发布能力尚待提高

    警方在刑事案发后往往以破案为由而封锁一切消息。在以往的儿童失踪案中，由于警方封锁消息导致资讯不畅，使得很多家长没有采取防范措施，结果同类案件接连发生。

    同样是儿童失踪案，去年清明节后，儿童失踪的流言在广东河源、东莞等地蔓延，最终演变成“失踪的儿童内脏被挖”等一度流传全国多个城市的恐怖传言。南方日报调查发现，仅河源就有5起儿童失踪事件能够得到证实，但当地警方只在事后有个简短的新闻通稿，称2009年以来河源市共发生儿童失踪案件3宗，警方已成立专案组。这样的资讯发布，对民间的传言只是扬汤止沸。此后，儿童失踪案仍然继续发生。

    因此，必要的案情通报是非常必要的。民众有权利了解自己和儿童正在面临的威胁，警方不仅无权封锁此类消息，而且有及时告知的义务。

    在此次事件中，天台县警方向媒体公开案情进展，并向社会寻求案件线索，可以说非常尊重公众的知情权。但是，警方在发布此类讯息时，缺乏相关经验。要么无事奉告，任由事态恶性发展；要么和盘托出，不懂得案情发布的尺度。后来，天台警方的讯息发布很及时，基本上保持每天一次的频率，但没有再出现将破案线索公之于众的现象。

    由于此案最后定论为意外事故，所以此前媒体的猜测性和泄密性报道才没有造成后果。但经此一役，政府部门缺乏把握资讯的能力、媒体缺乏职业伦理的弱点却完全“裸露”出来。不过瑕不掩瑜，就政府对新闻发布的支持来说，这仍是一次成功运用媒体化解社会突发事件的新闻实践。（作者 朱永红 单位：浙江日报特别报道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