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自强

    时常会接到读者(往往是中老年读者)的来电来函，指出报纸上的一些常识性差错，比如人名、地名音同字不同，比如某一事件的张冠李戴。面红耳赤、无地自容之余，有时不免自嘲一句：看来真是无错不成报呢。

    其实不仅是我等小报，堂堂大报、大台有时也免不了闹些令人瞠目结舌的笑话。比如某报道说，埃及某一城市在拜占庭帝国时期因地震而沉没海底，记者故作高深地问道，不知道为什么古希腊、古埃及的史籍竟然没有记载如此重大的事件。试想，要让公元前的史籍来记载公元后的事件，这样的乾坤大挪移实在叫人无语。比如某报道有板有眼地说，某微生物检测中心病毒专家“从显微镜下抬起头，倒吸一口凉气——甲型H1N1流感核酸阳性！”显微镜下竟然能看到“核酸”，比孙悟空的火眼金睛还神奇？某报道说从新疆喀什到乌鲁木齐，乘飞机是一个半小时，坐火车是两个半小时，飞机只比火车快了一小时，不知是飞机太慢还是火车太快。

    有时不免有些郁闷，现在的老记小编年纪轻学历高，可谓术业有专攻，何至于报上低级的、离谱的差错屡见不鲜呢？以至有了“新闻无学、记者无知”的说法。

    说一句“责任心不强”是容易的，也是不错的，但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在我看来，或许这正是网络时代打在报纸上的一道烙印。

    现代人焦虑的不是信息太少，而是信息太多，不知道哪个更可信。一睁眼一闭眼，知识就更新一茬了；一闭眼一睁眼，当年苦学的东西就过时了。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历史上那种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的“万宝全书”，在新闻传播渠道比较狭窄、社会生活比较单一的计划经济时代，或许还能找到个把“赝品”，而在网络时代，就只能到传说中去寻找了。知道得越多，就知道自己不知道的更多。记录变化、追逐新鲜的记者，在信息海洋和社会大众之间，充当着“第二种翻译”的中介人，每天都在与方方面面、形形色色的人与事打交道，某一领域最基本的常识，也可能成为记者前所未闻的知识空白点。生吞活剥式的“恶补”，其结果很可能是外行看不懂、内行看不起。

    那么，你应该你可以认真地学习、细细地研究啊！问题又来了，新闻是“易碎品”——在它见报的那一刻就不是新闻了，是“快餐”——现炒现卖新鲜热辣是最大的卖点。“C.elegans”是“秀丽小杆线虫”还是“蛔虫”，新闻专业出身的泡杯茶坐下来翻上半天书，也未必能得其要领，更何况节奏快得连“一看二慢三通过”也成为一种奢侈。新闻界前辈徐铸成有句名言：“宁可机会负我，我不负机会”，现在的问题是，你看到了机会，你抓住了机会，最后却让机会像掬在手里的水，眼睁睁地看着它从指缝中流走。

    犯迷糊了，吃不准了，好办，外事不懂问谷歌，内事不懂问百度，一键下去，出来数百万个结果，众说纷纭、泥沙俱下、雾里看花，搞不灵清谁是谁非。最简单的还是少数服从多数，这个是100多万搜索结果，这个是300多万搜索结果，OK，就是它了。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是有这么句话，但实在顾不了那么多了。

    网络时代的记者，知识结构杂而乱，博而浅，习惯于从电脑上寻求答案而不耐烦在灯下捧起一本书。遥想当年，李普曼是政治家、普利策是社会学家、梁启超是思想家、瞿秋白是理论家，邵飘萍、徐宝璜、林白水、黄远生、范长江……在某一领域堪称专家学者，当个博导都绰绰有余。这样的记者，在网络时代只能是一个远在星辰之外的传说。在媒体遍地开花、记者满街奔走的当下，媒体中出不了梁启超、范长江这样的大师，这样的大师也不屑于混在媒体。这是一个没有大师的时代，这是一个以“多快好省”为目标的工匠遍地的时代。

    有点痛，有点醒目，有点无可奈何。这不是自我开脱的借口，而是一种反省：网络时代纸媒该以怎样的一种姿态站立？如何建立起媒体的公信力？在不出错几乎不可能的时候，如何尽快地找到网络时代新的规律？如何建立起网络时代的纠错的功能与机制？

    都在说新闻是历史的草稿，作为一个报人，要以写史的庄重来做好每一篇报道，慎之又慎，不留瑕疵。从读者而言，要以草稿的心态来看待报纸，既是草稿，潦草一点，有点纰漏，也属正常的。重要的是必须纠正，同样的错误不能再犯。

    (作者：嘉兴日报副总编、南湖晚报执行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