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红玲

    在中国社科院2010年《社会蓝皮书》中，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舆情分析师撰写的《2009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指出：网络非理性情绪有滋长之势，这需要有关主管部门进一步加强对互联网引导的管理。的确如此，近几年网络作为传播平台在反腐倡廉、促进政治民主、加强舆论监督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出现网络暴力、网络谣言、网络造假之类的噪声杂音、非理性情绪弥漫扩散的问题，给传统主流媒体通过舆论引导体现社会责任，提出了新要求。

    一、矛盾凸显期的网络舆论呈复杂化态势

    在一些公共事件中，网络舆论固然有伸张正义、襄助弱者的功效，却也往往有片面地摇旗呐喊、推波助澜，使事件向不可控和非理性方向发展的倾向。例如2009年7月24日，吉林通化钢铁公司股权调整引发职工不满，民营企业派驻的总经理被打死。许多新闻跟帖赞扬通钢“工人阶级了不起”，还有人称“打死个把资本家有什么了不起”。一段时间在社会上酿成了一种集体性的泄愤情绪，渲染和放大了公众对社会不公现象的不满。这样的个案被抽象化、范畴化后，一旦遇到类似的矛盾，谣言四起，以讹传讹，不满激愤情绪很可能被网络聚集的人气引燃，这就不仅不利于缓和矛盾，解决矛盾，反而会激化矛盾。

    事实上，在突发事件倏然而起之际，网络舆情往往并不能代表真实的整体民意，但是，如果不重视网络舆情、不予以积极主动、及时有效的引导，这种情绪经过博客、帖子、跟帖、电子邮件、手机短信以及其他即时通信的二次传播和整合集聚，就有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甚至演化为社会“集体无意识民意”。在特定的情况下，会对社会安定和谐产生很大的副作用。

    处在社会转型、矛盾多发的阶段，网络舆论呈现出相当程度的多元化、复杂性。网络因为其不受限的“爆料”能力，能满足公众对自身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需要，迎合他们加入网络“观光团”、各抒己见的企求。同时，舆论监督的多次胜利、民众诉求表达的多次成功，网络也确实体现出一定的监督力，越来越得到公众的信任。而这也为网络舆论被某些个人和利益群体因种种目的操控利用提供了可能；另外，有些传统媒体的跟风炒作之风，加上少数“网络精英”、“意见领袖”的偏激言行，在传统媒体和网络的相互作用之下，产生了不完整、不真实的民意，舆情出现偏差；还有，对于突发事件的客观真实性，由于网络上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往往使得事件扑朔迷离，影响了真相的还原，从而在网络上加剧了舆论的复杂性，影响公众的正确判断。凡此种种，网民的情绪偏激、口水四溅、观点各异、互不相让，便成为一种常态。这就非常需要有社会影响力的主流传统媒体理性客观地分析网络舆情，梳理甄别真实民意，并根据网络舆情的变化，及时追踪、积极干预，以传播信息、通达民意、引导舆论、缓解矛盾，并促成和监督尖锐矛盾的平复、热点问题的趋缓，担负起唤醒社会责任意识、构建社会理性精神的重任。新闻媒体从来都不简单是一个信息传播的工具，理应切实承担起社会责任。正如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振武在论述新闻工作的社会责任时所指出的：“我们的新闻报道，应该有利于整个社会增强理性的精神、建设性的态度，而不是鼓励骚动、鼓励反叛、鼓励凡事说不；应该有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有利于社会各阶层的和谐而不是制造对立、撕裂社会；有利于增进人民群众对于党和政府的信任而不是相反。”

    二、科学监督、依法监督提升舆论引导力

    主流传统媒体能正确而理性地引领舆论，必须首先提高自己的影响力和社会责任意识。当下，主流传统媒体能否在通达民意的前提下，科学监督、依法监督社会各机构和政府部门，促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是强化影响力，进而提升舆论引导力、构建社会理性精神的基础。有社会责任感的主流媒体，要通过引导和引领社会舆论体现社会责任。

    与近几年网络舆论监督力度越来越大，效果越来越显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主流传统媒体往往面对公共性事件缺位、失声，不能真实、准确、全面、客观地报道和反映问题，以致在客观上将受众驱赶到网络上，不仅造成网络上谣言流传，也大大削弱了自己的影响力。在当今的传媒格局、传媒生态发生巨大变革的环境下，任何事件一旦发生，企图隐瞒捂住，犹如螳臂当车。所以，惟有以开放的心态，对待矛盾凸显期的舆论多元化、复杂性，把舆论监督置于关乎社会稳定和安全的高度，以及行政约束机制的高度去认识，才是明智而合乎时宜的。

    应该说，在网络和社会上谣言四处飞的阶段，公众往往还是愿意从严肃、中立、正统的主流传统媒体上，查找对事实真相的报道。可以想见的是，在这样的时候，假如主流传统媒体能够及时到位，通过现场报道和客观解释，就会很好地提升舆论影响力，并由此实现舆论理性精神的引导。

    在网络舆论的非理性情绪面前，主流传统媒体只有以科学精神、法制精神、理性精神，通过实事求是的调查，还原事实真相，通过分析指出问题症结，才可能有效疏导民意，引导和引领舆论。

    去年11月下旬，上海虹桥交通枢纽建设过程中发生居民以燃烧瓶对抗强制拆迁事件，被媒体报道后，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很大反响。在这样的背景下，新民晚报采写了报道《虹桥交通枢纽潘蓉夫妇强制拆迁事件背后的故事》，刊登了潘蓉的公公张全余曾在官方批复上签字确认纸张的扫描图，并配发言论《违法建筑不受＜物权法＞保护》，通过客观解释，唤起公众在这件事上的社会理性精神和法制精神，也起到了澄清客观解释的作用。这可以归因于有效的议题设置，但从根本上看则在于主流传统媒体坚持了客观报道和舆论监督，用心经营自己的舆论影响力，从而实现了舆论的有效引导。

    当然，在媒体坚持社会责任的同时还有一个公权力调控舆论的问题。公权力理应尊重和遵循新闻规律和原则，维护主流媒体的公信力。假如握有公权力的人对坚持舆论监督的媒体总是准备了“棍子”，求全责备，那就必然会弱化了主流媒体的威信和舆论影响力。同时，被公众认可的主流传统媒体，也理应担负社会责任，不媚俗，不为商业利益而降低职业道德水准，对不公正和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勇于揭露，以公信力赢得舆论影响力。

    三、主动设置议题引导社会舆论的理性与建设性立场

    当下，主流传统媒体一方面面临着与网络媒体的生存性竞争，另一方面，因为已经形成的舆论影响力，也受到更多的管理和约束。正因为这样，主流传统媒体应在思维上摆正与新媒体的关系：是兼融互通、指导共进而不是排斥；身担社会责任，也要正确对待管理和约束，不能因为被要求“不要炒作”，就失声、退出，甚至连“正面的引导”都不敢做。主流传统媒体理应以更成熟的姿态，在舆论的把关和引导上发挥积极作用。

    当下的舆论环境呈现出意见多元、信息源多元、报道方式多元、新闻框架多元甚至新闻修辞多元的情况。这就要求主流传统媒体要在贴近中引导，不能居高临下，远离大众。媒体与受众间建立认同感非常重要，主流传统媒体要在真诚服务、客观解释、依法监督、科学监督上下功夫。站在公正客观的立场上，以理性精神引导民众建设性地发言，共同推动民主政治和社会发展。

    对非理性的行为，媒体也需要及时设计议题予以否定和分析。比如，“邓玉娇案”中，一个叫“超级低俗屠夫”的网友，在凯迪网络向网友募捐，得到资助后赶到巴东，促成邓家聘请北京律师，到邓玉娇被羁押的精神病院会见了邓玉娇，并在博客里以第一手图片和文字报告案件进展。“屠夫”没有固定职业，据说已经两年没有过一分钱收入。人民网舆情分析师认为，“屠夫‘用杀猪方式参与社会个案的模式’，公民责任心可嘉，却不能归结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常态，其对社会的潜在破坏性，值得忧虑和警醒。”类似于掩藏在正义现象之后的破坏性力量，公众缺乏正确认识和辨别的能力，就需要主流传统媒体的正确引导,促进舆论生态健康理性。

    社会理性精神说到底是一种价值观念，是人类社会把眼光从个体利益和个人情绪上转移开，放到关注社会与自然上去的力量。没有理性精神，就没有个体人与社会、自然的和谐相处。在一个社会由于过快发展导致矛盾多发的阶段，主流媒体理应切实地认识到，只有唤醒社会人自然生命中的理性特质，构建起整个社会的理性精神，我们才能清醒地意识到社会向哪里去的问题建设性立场将是社会前进的动力之源，而统摄这一切的，是整个社会共同的理性责任。媒体，是站在社会浪潮前头的引导者。主流传统媒体在当下能否承担起一定的社会责任，其社会理性精神引导力往往基于舆论影响力。(作者单位：新民晚报评论部)

    注释：

    《2009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人民网2009年12月22日

    杨振武：《切实承担社会责任，不负党和人民重托》，《新闻记者》2010年第1期

    （文章来源：《新闻记者》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