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街道上与陌生人擦肩而过，或遭遇意想不到的偶然事件，大概算是都市人最为熟悉的日常体验。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法哲学教授凯斯·桑斯坦（Sunstein,C.），却将这种稀松寻常的体验与网络引发的重大民主问题联系起来。在多数人为互联网带来的诸多好处额手称庆之际，他的《网络共和国》①一书指出：新媒体有可能造成一个分裂的传播世界，危及西方社会的民主体制。在桑看来，以何种管制方式，将互联网建构成“人行道”而非“回音室”，与民主社会的良好运行关系重大。

　　一

　　桑斯坦用“回音室”这个隐喻形容伴随网络出现的新的传播现象：新科技带给个人非同寻常的无限过滤（unlimited filtering）的能力，即个人完全可从纯粹的个人喜好选择、定制信息；网站也以“协同过滤”（collaborative filtering）方式提供最为消费者喜爱的信息，这种传播方式能“轻易让人自绝于他人的意见”，身处如此的信息环境就如同“回音室”，人们对观点及话题自我设限，只听到自己的回音。

　　从传播史的角度看，桑斯坦所指出的传播技术提供的这一可能，一直被不少人欣然鼓吹———尼葛洛庞帝（Negroponte,N.）预言量身定制的“我的日报”，会给人们带来巨大的选择上的便利；麦克卢汉曾据此声称人类传播将摆脱“中心—边缘”模式，个人选择能力的加强，将使得“中心”无处不在。事实上，传统的大众媒体也一直因为向“大众”传送同构型内容，与个人主义和多样化相对而多遭诟病②。桑斯坦并没有否定网络“促进自由的巨大潜能”，同时也指出，“过滤”不可避免,且在网络媒体出现之前一直存在于传统媒体，但是问题在于，网络赋予人们前所未有的个人化能力，由此产生了更深层的民主关切。

　　桑斯坦用“人行道”来隐喻这个关切。简单地说，无论是物理空间的街道、公园还是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体，在桑看来都是公共领域（论坛）。人们在人行道等公共场所，可能会遇到一些非计划（unplanned）和不想要（unwanted）的情景，从陌生人、乞丐到演讲者、抗议者，置身于新鲜的体验（experiences）或参与到争辩（argument）中；这些未经事先筛选而遭遇的情状，都有可能引发人们在观念和行为上的互动。

　　借用范长江对新闻的定义：“新闻就是广大群众欲知、应知而未知的重要事实。”在新媒体“量身定制”的技术环境下，“我的日报”中将会“欲知”信息泛滥，“应知”信息付诸阙如。桑斯坦将这个问题上升到民主角度进行了反思。在他看来，民主有两个要件：其一，让人们置身在无法事先选择的信息和看法中；其二，社会大多数人分享一定程度的共同经验。“人行道”是汇集众人之所，那些偶然遇到的事件，都是被众人分享的信息，会激发不同人以不同看法进行讨论交流。这样的公共空间，就是民主所必需的公共论坛。通过它，不管人们之间是否有共通点，却能拥有多样化的信息和意见，拥有共同话题、任务和关心，因而能够“通过讨论来治理”，即在公共领域中以理服人。桑斯坦的“民主”是“商议的民主”（del iberat ive demo cra鄄cy），它与民粹主义和直接民主不同，需要建立公共论坛，保障公民接触到多元化信息和意见，在对话与讨论的基础上，对公共问题作出慎思明辨的决定。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桑斯坦将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体视为“人行道”。尽管他很清楚，就技术层面，美国法律并不认同这些媒体就是公共论坛，它们被看作私人机构而非公共机构，但在没有法律强制下，大众媒体仍承担了公共论坛的功能：为阅听人提供他们事先未选择的信息和观点，以核心议题凝聚人们共同的关注焦点。换句话说，即使大众媒体时常表现糟糕———对它与民主的关系已经有无数的批评，但在桑斯坦眼中它们依然是商议民主的重要一环，因为通过经验分享，大众媒体为公民提供了共享的参考框架，通过提供“非计划”和“不想要”的信息，让阅听人参与到“体验”或“争辩”当中。这样的公共论坛体制，避免了人们的自我孤立，能够对社会公共议题做出回应。

　　有“人行道”作参照，“回音室”的问题就相对清晰了。网络无限过滤能力给民主带来的危险，恰好表现在信息的事先选择和共同经验的缺失上。人们可以建立自己感兴趣的网站；只提供、采用“志同道合者”的信息；只链接相同的网站；不同的团体只看、听、关注自己的看法。如此一来，在自己的回音中，人们不可能遇到任何非计划或不想要的信息，互相之间的了解成为奢谈，通过经验分享解决共同问题也就困难重重。

　　在桑斯坦看来，这种各自封闭、分裂的传播市场的出现，有一个危险的后果，即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现象。这是指，团体成员一开始就有某些偏向，商议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例如，经过讨论，温和的女性主义者变成强烈的女性主义者，原本没有种族偏见的人表现得更为坚定，等等。群体极化不是网络社会的独有现象，但由于前面指出的网络技术特性，加剧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因为群体极化与两个原因有关：讨论论据的有限性；团体的认同。因“志同道合”而建立的网站，团体成员间高度认同，极容易使反对意见陷入“沉默的螺旋”状态；因“过滤”而选择的感兴趣的信息，导致缺乏竞争观点的存在，在“自绝于他人意见”的“回音室”里，群体观点就一步步在逐步放大的“自我回音”中走向极端化。而极端化的结果，就是社会成员彼此之间缺乏共识，长期避免与他人沟通，对于同胞关心的事情一无所知，遑论通过讨论就公共问题提出改进之道。即使可以讨论，用桑斯坦的话来说，“太多人自绝于持平的看法，变得太过极端，逃避那些和他们不同的看法，都是一种危机”。

　　二

　　从某种特定的观点出发，可以为桑斯坦所指出的网络时代的民主危机作辩护：“回音室”或群体极化没什么不好，它是阅听人在个人喜好下的选择，符合“言论自由”的原则，并且即使很多人只看同质或有限的信息，持有极端观念，社会还是充斥着更丰富多元的想法。桑斯坦承认许多人也许会从中受益，这是社会分裂的另一个面向，但他坚决反对上述说法背后的一种传播观念：“消费者主权”，即视信息为一般商品，视阅听人为消费者，把政治过程当作某种市场，传播系统或者说自由表达体系的全部问题，就在于服务消费者特定欲望下毫不受限的选择。

　　“消费者主权”的语境，是20世纪中后期欧美国家传播环境的变化。部分由于新传播技术的出现，美国在传播领域出现了一股“去管制化”潮流并扩散到欧洲。桑斯坦认为这种“新兴观点”的势力越来越大，从新媒体技术的开发者、大众媒体拥有者、一般阅听人到政府管理者，乃至最高法院，都有将言论自由和消费者主权紧密结合的趋向，甚至试图“将宪法第一修正案和无限的消费者主权梦想画上等号”；因而桑斯坦所谓的网络的民主风险，不单单是一个传播技术问题，而是良好运行的民主需要怎样的社会先决条件的问题。而按照他的理解，“民主”是商议、对话，是在此基础上的慎思明辨，“人行道”（公共论坛）在其中扮演了核心角色，因而，要规避网络带来的民主风险，可能的途径就是以“人行道”遏制其“回音室”的倾向。

　　桑斯坦面对的巨大挑战，是一种广为流传的看法：“自由就包含尊重消费者的选择，不管其内容和来源”，事实上“这样的想法正是热衷于消费者主权原则的基础”。从此种观念出发，网络所带来的传播世界的分裂，恰是消费者“完全不受限制选择”的结果，即使情形糟糕，也是坚持“言论自由”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这意味着桑斯坦必须以不同的“（言论）自由”概念处理网络民主问题，方能为“回音室”的重构找到合理依据。

　　桑斯坦的逻辑是：“喜好”在根本上不单是个人问题，也是社会环境的产物。在无数选项下依据个人喜好作出的选择，表面上看是自由的，但桑斯坦说，如果“喜好”本身的形成过程不自由，这些选择反而“会让人们自我设限”。桑斯坦承认无论政府还是别的什么力量，都没有权力强迫人们去关注“严肃问题”。但另一方面，如果有一个良好的公共论坛机制，让人们充分接触意外的多样性的信息，“喜好”形成过程会更完善。

　　这意味着，有可能在政治领域中，人们将自身角色定位为“公民”而非“消费者”，他们有着更高的期望、更严肃的“喜好”，更愿关注公共利益、表达利他目标；而不是像消费者那样，一味注重满足利己欲望。

　　因而，桑斯坦反对将“政治”和“市场”混为一谈，反对混淆“言论自由”与“消费自由”。他明确提出，“言论自由的中心概念就是实践民主的商议”，换句话说，在民主社会中，自由表达（或公共论坛）机制的建立，根源上不是为了满足消费者的个人喜好和选择，而是为了让它的公民寻求社会公共问题的解决之道，这个机制与社会福利息息相关。

　　桑斯坦借助经济学家森（Amartya Sen）的发现说明这一点。森的研究表明，在世界历史上，从未见过言论自由和开放选举的机制中出现饥荒。桑斯坦借此指出，“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不仅仅是奢侈品或受高等教育阶级的品位，它们能增加政府为人民谋利的可能性。”即是说，言论自由值得珍视的价值，不仅仅在于满足个人喜好，而是在让丰富的议题和声音曝光的过程中，促成政府对“饥荒”这类重大公共事务做出回应。从自由与民主紧密相联的视角看，“回音室”背后的“消费者主权”观念，不仅无法体验潜藏其中的民主危险，而且因为切断了自由与民主之间的联系，反而有可能使传播系统成为民主自治的障碍。

　　实际上，桑斯坦对网络民主危险的批判，对应着他理想的商议民主蓝图。在这个蓝图中，围绕公共事务，社会存在着让公民参与其间、运行良好的公共论坛机制，这个机制能让人们分享经验，置身丰富多样的信息和意见之中；人们的角色是公民而非消费者，他们在讨论商议中作出慎思明辨而非极端的决策。这样的传播体系“和消费选择无关”，可以同时促进自由和民主的机制，因为二者本身就息息相关。

　　既然言论自由的中心是实践商议民主，既然商议民主的核心是公共论坛这一机制———在反复这样论述之后，桑斯坦认为，言论自由不是绝对的，政府对传播市场的管制，如果是为了促进民主的目标，那么，“它的作为就与言论自由保证一致”。当然，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在众多政治观点中保持中立。简单地说，政府对于网络言论的管制，就在于让它从“回音室”向“人行道”靠拢一些，这没有什么好抱怨的。

　　理论虽如此，桑斯坦所能提供的建议是“审慎而渐进”的。就网络管制而言，他借由广播电视媒体“必须刊登”（must carry）的原则③，强调了“链接与超级链接”这个“未来的核心议题”：从理想上，链接应该是自愿的，但在观点中立的基础上，值得考虑以立法来确保更多的链接和超级链接。具体地说，对于那些带有定见的网络“回音室”，应当提供不同观点网站的链接，提醒人们还有其他没有看过或意见相反的资料；在受欢迎的网站提供教育网站和关注公共议题的网站的随机链接，甚至可以考虑多少有些“激进”的做法：利用技术在特定时间里，将“受欢迎的”和“有特殊政治观点的”网站，自动链接到其他网站；让人们在浏览过程中有可能突破“回音室”的限制。

　　桑斯坦认为“刊载”的形式可以复制“人行道”和公共媒体的特色，就管制的内容而言，关键还是那两点：提供事先未经筛选的信息，让人们分享共同的议题和关注；管制的途径包括立法、网络行业的共同协议的自律，以及最后来自政府的规范。

　　三

　　桑斯坦并非无视网络在各个民主及专制国家带来的巨大民主潜能，也非一味悲观地看待新媒体，或是对传统媒体充满怀旧。他说如果一定要选择，对待新媒体“无论如何必须选择乐观”。他敏锐地把握了网络民主的一个可能面向，这个预见可以让人们对一些习见保持警惕。例如，在对网络欢呼的声音中，也许分贝最高的就是看到了它所带来的“互动”和“参与”。桑斯坦的敏锐就在于指出了，以“回音室”的方式“互动”和“参与”，绝非是一件美妙的事情。

　　从现实的角度看，桑斯坦试图将“回音室”引导向“人行道”的努力困难重重，就所能提出的建议看，“链接”与“超级链接”并不难实现，即使在我们身边，但很难说，良好的公共生活会因增加了“链接”而必然出现。网络给人们彼此关系带来的影响，还不限于“无限过滤”能力，在这方面有必要参考传播学者的研究。麦奎尔指出，以网络为媒介建立的关系，“通常是短暂的、肤浅的、缺乏约束与承诺的”，也许，“参与以及享用计算机传播的文化条件在骨子里是属于后现代的”④。

　　也正因此，桑斯坦的“人行道”既可以看作一种商议民主机制，也可以看作一种网络时代的民主文化。正像他所引用的杜威的话，“没有任何人和心灵可以因离群索居而获得解放”。网络提供了无限可能的选项，也提供无限可能的选择自由，但我们恰恰需要保持一个朴素的认识：到“人行道”上去，接触偶然或意外的信息，与陌生人见面、讨论；或者用桑斯坦的话说，走出“回音室”，借由培养同情心和丰富人类的生活，来完善与同胞的共同生活。

　　注释：

　　①桑斯坦著，黄维明译：《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②④麦奎尔著，崔保国、李琨译：《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第4版）第111页、第108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③依据“平等报道”原则，美国最高法院认为政府有权要求广播电视业者服从“必须刊登”的规定，让大家注重公共议题并有表达不同言论的机会。同时不认为报纸应遵从这一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