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培喜

    2004年4月20日，在《网络传播》创刊的发布会上，诺基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总裁何庆源先生强调了“移动性”这个概念，认为移动性与传统媒介和互联网的融合将引领新媒介的未来。何庆源的原话值得全文引用：

    “移动性与传统媒介和互联网的融合将引领新媒介的未来，移动终端正在成为继互联网之后的又一新兴媒介，这一新媒介的出现对运营商、制造商、内容提供商、媒介及用户都带来了许多新的机遇和挑战，更给政府的市场引导和监管提出了新的问题。《网络传播》杂志的出版为发动有关的方方面面共同参与、交流信息、探讨和解决问题，提供了一个及时而权威的平台。”

    在何庆源发表这番评论时，中国网民总数为2.1亿，手机网民用户为5千多万，约占所有网民用户的25%。截至到现在，中国网民总数在短短两年内增长了一倍，达到4.2亿，而手机网民用户更是急剧增长了四倍多，达到2.77亿，在所有网民用户中占到65%。我们见证了天涯网上仿佛在一夜之间出现了大量“此帖发自掌中天涯(wap.tianya.cn)”的贴文。

    何庆源准确地观察、预测到了移动传播方式的崛起。在业界、政界以及学界关于媒介的话语中，“移动”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叙事线索。跟移动有关的话语来源于固定话语，并在与后者的斗争中取得了优势。移动与固定的一个重要衡量指标是固定电话用户与移动电话用户的数量。在日本与中国台湾，移动用户人数超过固定用户发生在2000年;在中国大陆，这种变化发生在2003年，并且仍在继续酝酿发酵，发展到无数农村用户拔掉家中固定电话线而仅用移动电话的境地。仅2010年前5个月，中国固定电话用户就减少了770多万户，移动电话用户却增长了4800多万户。弃“固定”、获“移动”的趋势一直很明显。

    不管是由于文化因素，还是由于经济因素，东南亚的主要国家与地区比其他国家更加偏爱移动技术。以手机网民比例为指标，早在2003年，日本、韩国、中国大陆、新加坡、中国台湾就已经占据世界前五席，接下来才是意大利、加拿大、奥地利、挪威以及芬兰诸国。于是，“无所不在的网络社会”(ubiquitous network society)的理念从日本兴起并漫延到世界，它追求建立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的完美结合。在这种社会理念下，信息传播技术无孔不入，随时进入到任何场合；所有内容均可通过数字形式生产、发行以及消费;所有物品都能够融入到这个网络当中。移动传播的主要贡献就是试图从技术上克服时间与空间的障碍，争取做到无处不在与无时不在，沟通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内部以及之间的所有人与物。

    移动传播表达出来一种动态性、移动性、流动性或灵活性。移动传播的核心特征是一种动态的交流、互动，是流动的流动，是一种随时随地的可连接状态。英语语境下的交流本身带有互动的特征，中文语境的交流更是从形与意两个层面诠释了移动传播的本质。在《说文解字》的解释中，两人交颈为“交”，水的流动为“流”。什么载体能够建立两个人之间随时随地的全天候交流？目前而言，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手机是实现这种移动传播的最为方便的终端。

    三个因素决定了以手机为介质的移动传播方式的流行：便携性、普及性以及平台兼容性。就便携性来说，手机跟钥匙、钱包一样成为随身物品。就普及性来说，中国的手机用户数量已经接近8亿，覆盖了大多数的人口，突破了阶层的限制，走出男女、老幼以及城乡等变量的束缚。就平台兼容性来说，手机已经实现了跟传统媒介和互联网的结合，能够获取并传送文本、图像、音频、视频等各种格式的产品。

    手机将一张无所不包的网络跟一个个独立的个体连接在一起，至少在技术上赋权给这些社会的最小单位。这种结合与社会环境互动的结果是我们最终要追问的问题。虽然我们目前拥有很多线索，但是尚难做出宏大的论述，采用归纳的方法来回答这个问题最为合适。

    在公民与政府的关系中，手机发挥重要作用的例子也比比皆是。2004年3月11日，西班牙马德里列车遭遇连环恐怖袭击，造成199人死亡。谁制造了这场袭击？是西班牙巴斯克民族分裂组织“埃塔”所为，还是基地组织所为？公布这个事件的真相或者推迟公布真相都将直接影响三天后西班牙议会选举的结果。如果罪魁祸首是“埃塔”，那将对当时正在执政的人民党有利，因为人民党坚持对“埃塔”的强硬立场；如果是基地组织，那将对社会党有利，因为执政党支持美国发动伊战，如今西班牙引火上身，公众会质疑执政党的亲美立场。

    由于执政党的引导，传统媒介在此时已经开始指明点姓地报道此次袭击为埃塔所为。但是3月13日，一条短信流传开来，短信号召公众上街游行，要求政府尽快公布真相，并规定了集会的具体时间、地点。该短信的传发导致西班牙当天的短信交通比平时增加了30%，互联网也开始接力转发这条短信，最终爆发游行，恐怖袭击被认作与基地组织有重大关联，原先民意支持率较低的社会党在选举中反败为胜。

    可以看到，较早时候，不管是在西班牙还是中国，手机与网络的互动链条还比较单一，大部分公民的手机还不能直接上网。在某个公众心意相通的议题上，一条手机短信首先攻克一个个小的亲友网络，最终释放巨大的裂变效果，网络的跟进维护了这种效果并且产生了更多的互动。但是移动传播发展到现在，大多数网民用户已经能够直接通过手机上网，裂变效果的产生方式拥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原先较为简单的传播链条被替换为错综复杂的传播网络。理论上讲，每个人都拥有对全世界直播某个事件的能力。手机与网络这种组合的核心特征是人们的交流在技术上不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进入永恒的动态之中。

    这张流动的网络之所以能够建成并且覆盖越来越多的人群，与近几年来中国数字鸿沟的缩小有关。2009年中国互联网发展的一个核心特点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数字鸿沟的缩小，70%的新增网民来自农村。这就意味着手机与互联网的普及都已经打破了阶层与地区的限制，因此我们看到无论是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农民工，还是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城市居民，都能够在不同程度上合纵连横，利用信息传播技术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各级政府虽然在操作层面行为不一，但是在政策层面坚定维护公民利益的表达。新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状况》白皮书更是引述国家根本大法保障公民在网络上的言论自由。无疑，手机与网络正在消解社会的等级结构，推动实现社会的平等与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