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人》报5月22日文章，原题：灾难改变了中国的脸——中国从未有过这种经历

　　它曾经经历过四川地震这样规模的灾难，但是它从来没有经历过过去10天以来这样规模的报道，部分原因是，以前这么做是不被许可的。

　　事情发生背景是重要的。在经历了透着仇恨的国际奥林匹克火炬传递后，中国人采取了用爱国主义的负面形式来回应：抗议外国商店、在网上掀起抵制外国货的运动。

　　CNN、BBC和其他国际媒体接到了死亡威胁。爱国者称，这些媒体对西藏动乱以及火炬传递的报道故意反华。

　　这种场面对于8月的北京奥运来说很困难。但是，突然间，形势改变了，每个人都大吃一惊，包括指导媒体的人。

　　这种改变是朝好的方向发展的，这是一个广泛的共识，尽管有一些记者称他们又感受到一种回潮。但当地震发生时，尽管震中很偏远，中国人无所不在的手机和网上群体（2.3亿网民）几乎立刻就让这个消息传得很远。

　　北京的政府和四川省的政府认为没有理由控制信息的流通。他们也迅速地从公众那里得到回馈：报道令政府和领导人受到欢迎。

　　这与中国过去本能地对待媒体的方式有两大不同。首先，政府给记者提供了更多的帮助，使他们以希望的方式报道，而没有控制他们。记者们迅速赶到灾难现场，开始采访、拍照、摄影，没有受到阻挡。

　　第二，媒体可以找到那些领导救援工作的人，他们尽可能诚实地回答了媒体的提问。在绵阳这个救援工作的中转站，一个媒体中心迅速地建立起来了。

　　报道的结果开始影响高层领导。政府对灾难的早期回应给人留下了印象，媒体对此也进行了报道。

　　无论国内还是国际上，公众对此都是赞赏。多年之后，北京得到了媒体的赞赏。迅速、准确的官方信息不断从官方新闻机构新华社传出，显示了该社职业化的业务能力。

　　没有人想要隐瞒灾难的程度。当家长要求调查为何那么多学校倒塌、造成那么多学生死亡时，中国媒体和网络表达了他们的关切，相关的部长也下令在4天内进行调查。

　　记者从中国各地抵达四川。过去，国内媒体都是由中国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提供很相似的报道。现在，四处来的报纸、电视台和电台的记者挤满了省会成都的宾馆，建立起临时的工作室，租来了汽车，进行了极为广泛的报道。

　　与他们同样无处不在的是涌入四川的志愿者。这两个现象都表明中国发展为真正的公民社会的潜力。有关人的经历和情感的故事多数是令人心碎的，但是有时也是鼓舞人生的。

　　中国官方媒体曾以正式、古板和极度政治正确性著称。但是，在过去的10天里，他们发出了大量的报道，有个体故事，还有关于和困境搏斗努力生存的、英勇救灾的、悲剧性损失的故事以及极具巧合性的故事。

　　有记者在报道中离世。还有一位警察在解救一名记者免被直升机尾桨绞死时自己遇难了。

　　这些记者多数很年轻，20多岁，他们是第一次报道这么严重的灾难。当他们结束采访回去后，他们对相对被动的角色以及赞扬地方官员的工作必定会觉得不习惯了。

　　在史无前例的对“老百姓”——普通中国人——的三天哀悼中，电视台除了报道地震外什么也不报。

　　把这72小时填满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电视台的表现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尽管也难以避免地有些重复。报纸的调子也降下来了，留出很大的空间，集中报道地震。与1976年死了24.2万人的唐山大地震（离北京仅几小时车程）相比，对比是很强烈的。当年，在大地震发生后的几个星期里，世界连地震的消息听也没听过，更没法直接到中国报道了。而四川的地震发生后，世界的电视台在地震灾区现场直播，没有受到干扰。

　　在奥运开始前的时间里，这营造了一种积极的氛围。不过，随着地震新闻开始减少、新的争议开始出现，这还有待全面考验。这种开放性会保持吗？接下来的会更吸引人。（李宏伟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