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王行最（Wang Xingzui）正在努力摆脱自己gongo（政府组织的非政府组织）的身份。

    一步步地，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董事王行最正在摆脱那些让自己组织地位尴尬的东西——政府组织的非政府组织，或gongo。

    中国扶贫基金会是中国最主要的扶贫组织，目前已把其21人董事会里的政府代表削减到两名了。尽管仍然依靠政府支持，但基金会已经开始加紧筹集资金了。现在还对其小额贷款项目做了修改，设立独立贷款机构以取代原先由省级官员共同管理的分支机构。

    王行最在北京的基金会总部接受采访时自豪的说：“我们是独一无二的。”

    在一个一直害怕这类草根革命的国家里，中国扶贫基金会坚持独立运作的努力标志着一大进步。

    总部设在马尼拉的亚洲开发银行副总裁伦斯?格林伍德（Lawrence Greenwood）在最近北京举行的一次扶贫论坛上说，这种开拓性的成就能够“从根本上改变扶贫和开发成果。”

    新的态度

    在对外开放接纳外国产品和思想几十年后，中国政府仍然对非政府组织进行严格控制，不论是商会、教会，还是环保组织。中国有350,000个注册的非政府组织，但还有包括大部分国际组织在内的几千个组织仍没有得到政府批准。

    但有些界限是不能突破的。

    不过，中国政府对待这些非政府组织的态度已经开始转变。由于担心贫富之间差距迅速扩大，胡锦涛主席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

    在今年一月份，中国东北的辽宁省天主教社会服务中心举办了中国首次基督教艾滋病防治工作交流会议。省宗教事务局和卫生部门的官员也参加了会议。会上决定采纳建立统一的预防艾滋病宗教机构网络计划。

    亚洲协会纽约总部艾滋病专家伊丽莎白?威廉斯说非政府组织是中国政府“十分挠头”的事情，“很显然，既要对这些机构培育、支持和鼓励民间组织认可，但同时又担心这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

    中国扶贫基金会正在为中国非政府组织的新作用而奋斗着，斗争的结果是总部设在了中国人民大学隔壁、被快餐连锁店和服装店包围着的一所破旧建筑里。

    据王行最介绍，中国扶贫基金会是在1989年由退休的高级党员干部成立的，目的在于为政府帮助解决农村贫困地区人口寻找一条途径。王说，一开始，这个组织是作为政府形象的一面镜子而设立的，是一个“小中央委员会”。

    但是，十年的经验和与国际扶贫组织之间的交流让基金会的领导者们坚信：只有在运作上拥有更大的独立性，一个组织才能在行动上更加迅速、更加有效。

    王行最强调说他的基金会不是来挑战党的权威，而实际上很幸运地得到了国家民政局以及国务院扶贫办的支持，基金会和它们一直保持密切的接触。

    王行最说：“我不是提倡和政府作对，绝对不是。我们想看到的是一个强有力的非政府组织部门，它们能够做政府没法做或商业上不愿做的事情。”

    王说，作为附带机构运作这么长时间后，中国大部分的非政府组织自身已缺乏提供相应服务所必须的基本技能或商业管理经验。因此，基金会除了应对自身的重建工作外，也已开始对有兴趣走同样道路的其它组织提供培训计划。

    “我坚信只有一个好的非政府组织机构是远远不够的，”王行最说，“我们应该帮助在民间建立起一个非政府组织群体，这样中国社会才将会是一个稳定的社会。”

    江西扶贫计划

    宋思年（Christopher Spohr）是亚洲开发银行驻北京代表处的经济学家。他正在和中国扶贫基金会一起，为实施江西省减贫计划与中国政府合作。扶贫基金会帮助挑选和训练非政府组织，由他们和村民一起找出贫困根源，想出脱贫办法。

    宋思年解释说，扶贫计划选在江西是因为那里的省领导同意让非政府组织直接和村民合作。他说这是政府第一次把扶贫基金直接拨给通过竞争选出的非政府组织，这简化了程序，也减少了贪污的机会。

    宋思年说，如果计划成功的话，这有助于使中国其它地区的官员消除疑虑，确信这些组织能够在解决其它棘手问题上成为政府的合作伙伴。

    “我们不是说非政府组织要替代政府，而是说要发挥非政府组织应有的作用。”宋思年说。

    负责江西扶贫计划的基金会官员刘冬文（Liu Dongwen）说，项目的前期结果让人振奋。一个组织通过调查，决定把一条原计划的道路重新改道，这样可以到达两个偏远的村子。另一个组织帮助一个村子解决了土地纠纷。

    刘冬文说：“在过去，村民们容易这样认为，‘这些都是政府的计划——我为什么去管？’现在变了。他们在想：‘这可是我们自己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