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报道在我国报界兴起基于三个原因：一是媒体竞争的结果，二是受众需求的选择，三是报社记者社会责任感使然。为领导层提供决策依据，为人民群众解疑释惑，为未来走向前瞻预测，是它得以发展并受欢迎的政治基础、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

　　有两种倾向必须引起高度注意：一是一些深度报道中记者评点色彩太浓，缺少新闻味；二是一些报社重视长报道，轻视短新闻。在充分肯定深度报道优势的同时，必须处理好理性分析与客观报道、文章长与短的关系，防止产生负面效应。

　　新时期的深度报道，在我国新闻界已发展了将近20年，已成为中央及地方主流媒体精心锻制的主打产品之一。丰富的新闻实践活动为我们从理论上关注这种报道方式提供了经验和依据。

　　一、什么是深度报道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一向占据我国传媒主导地位的报业面临着两大挑战：一是媒体竞争。新兴的电视产业凭借其传速快捷和形象直观的天然优势，对报纸读者进行分流，大有问鼎传媒龙头之势。报纸读者数锐减，发行量下滑。在时效上无法与电视抗衡，如何发挥自己在文字报道上的优势，就成为报纸工作者思考的重要问题。二是受众需求。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改革中出现的大量问题与困惑，需要新闻工作者去思考去解答。读者不仅仅要求报纸传播信息，还要求它解释信息与分析信息。另外，中国知识分子固有的“文以载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社会责任感，也使记者认识到了深度报道的重要性。新时期的深度报道就是在这些内外因素的促动下，首先在中央级的主流报纸上出现的。

　　什么是深度报道？关于这个概念，有两个认识误区需要澄清。

　　第一，“深度报道是一种新闻文体。”文体是固定的语文体式，深度报道并不具备这一特点，只不过是原有各类新闻文体在写作方式上的突破和变化。正如陈作平在《新闻报道新思路》（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版，157页）中所说：“深度报道没有固定的格式，也不应过多地受篇幅长短的限制，只要能从深层反映新闻事实真相，通讯、特写、评论、专稿、调查报告等都可以写成深度报道。”事实也是如此，被公认为新时期深度报道的一些代表作品，如《一个工程师出走的反思》（光明日报1986年6月17日）、《关广梅现象》（经济日报1987年6月13日）、《红色的警告》（中国青年报1987年6月24日）、《绿色的悲哀》（中国青年报1987年7月4日）属于通讯体裁；《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人民日报1987年10月6日）属于新闻评论；《菜价追踪》（新华社1994年4月12日通稿）则属于调查报告。如果在写作方式上稍有变化，就视为一种新文体的产生，那中国的文体也就太多了。

　　第二，“深度报道与报道深度是一回事。”深度报道是一种系统反映重大新闻事件和社会问题，揭示其实质，追踪其原因，预测其趋向的报道方式，“为什么”和“怎么样”是报道中最重要的事项。也就是说，新闻事件本身具有一定的复杂性、纵深度，有许多疑惑、疑难需要作出解释，这类素材的新闻事实才有可能写成深度报道。大量的新闻事实，线索清晰明了，没有过多的枝枝杈杈，不存在需要解释的疑义歧义，我们写成一般的消息、通讯等就可以了。当然，一般的消息、通讯作品也可以写出深度，这种深度主要表现在新闻视角的穿透力上，能够透过现象看出本质。如《上海的严寒》（新华社1957年2月12日通稿）把新旧社会出现的两次严寒及其后果进行了对比，是一篇颇有深度的消息佳作，但我们不能说它就是深度报道，因为它并没有多少疑惑、疑义可供解释。《抢财神》（新华社1982年11月18日通稿）也是一篇通讯佳作，写出了事件本身所带有的深度：农民对科技知识的渴望。但我们也不能把它视为深度报道。

　　二、深度报道受欢迎的原因

　　深度报道在我国兴起并发展后，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具体表现为：领导重视、群众满意、社会关注。它所发挥的功能及其受欢迎的原因值得我们认真总结。

　　第一，某项重大决策尚未出台或正处于酝酿阶段时，深度报道可以起到启示作用、依据作用；当党和政府的某项政策已经形成，群众尚未理解或存在疑惑时，深度报道可以起到解释作用、推动作用。这是深度报道受欢迎的政治基础。上世纪80年代末，当我国东南沿海地带经济已有长足发展，中央把工作重点逐步倾斜于西部地区时，山西不东不西，该怎么办？山西日报于1988年4月24日刊出了一篇考察报告《山西的战略应当是伸东击西》，通过对大量新闻事实的分析论证，提出了向东部转让产品、向西部占领市场、把资源优势转化为能源优势的发展构想，拉开了山西产业结构调整大讨论的序幕。作为一个经济高度依赖资源的省份，山西在产业结构调整中面临很多困难和课题。山西日报随后又组织了一系列这方面的深度报道，为山西省委、省政府最后形成“由输送煤炭变为输送电力，由文物大省变为旅游大省”的战略大思路起到了一定的决策依据作用。朱镕基总理在中央电视台考察时曾赞扬《焦点访谈》节目“理解中央政策及时、深入、到位”，“在很短的十几分钟的报道里，把国家政策融化在里面，从感性到理性，所以我说它政策性很强、感染力很大”。这段话清楚地说明了各级领导重视深度报道的原因。

　　第二，深度报道在选择题材时紧紧抓住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疑点问题，挖掘新闻背后的新闻，事实背后的事实，剖析事理，切中时弊，直逼要害，能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这是深度报道受欢迎的民意基础。什么是热点？就是一个时期的热门话题，老百姓注意力集中的问题，时效性很强的东西，深度报道必须关注它，并揭示出本质和规律。《红色的警告》、《绿色的悲哀》就具有这些特点。前篇以当时全国人民密切关注的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为切入点，层层深剥，从根上挖出了火灾的真正元凶———体制弊端、官僚主义。后篇是前篇的姊妹篇，由追究火灾深入到追究生态灾难，使读者在看到惨烈火光的同时又听到了阵阵刺耳的伐木声，说明即使没有火灾，这块绿色宝库也要在人类的无度滥伐和恶性破坏中毁掉，从而提出了一个更深刻的社会问题：保护生态环境已刻不容缓。由于这些报道满足了人民群众对重大问题的知情权，积极发挥了舆论监督作用，因此在当时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什么是难点？就是久悬不决的问题。难在哪里？根源在何处？深度报道必须把它挖掘出来。一次报道不行，再来一次；两次报道不行，再来第三次第四次，直至把堡垒攻破。例如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农民负担过重等，都曾是一个时期屡禁不止、屡纠不改的问题，深度报道穷追不舍地揭露这些问题，在配合党和政府解决这些问题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什么是疑点？就是老百姓感到困惑的问题，心头存在疑虑的问题，深度报道要为老百姓解疑释惑，排除忧虑。1997年，邓小平同志逝世后，中国将何去何从？改革开放政策会改变吗？许多人给中国的未来打个问号。《决定中国走向的一年》（新华社1997年12月29日通稿）这篇具有理论深度的新闻专评，以大量事实解除了人们的疑惑，使人们对中国的未来走向坚信不疑。

　　第三，深度报道反映的新闻事实，大多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作者能越过事实本身，对事态发展进行前瞻和对未来社会走向进行预测。这是深度报道受欢迎的社会基础。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个工程师出走的反思》和获奖新闻《关广梅现象》，这些问题已经不值得反思了，这些现象已经不值得讨论了，今天若是再写这样的报道，不要说获奖，人们连看也不愿看。但在当时，这些报道都涉及到了非常敏感的社会话题：人才流动问题，姓“社”姓“资”问题。作者没有以判官的身份对是非曲直作出直接判断，而是通过对事实本身的“全息摄影”，预示着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即将来临，这些有争议的问题都将在这场变革中得到解决，使读者提前对事态发展有了思想准备和心理准备。

　　三、由深度报道引起的两点思考

　　我们在充分肯定深度报道优势的同时，也必须注意处理好随之带来的一些问题，不然，深度报道就会产生负面效应。

　　第一，处理好理性分析与客观报道的关系。深度报道偏重理性思辨，如果把握不好，会显得主观色彩太浓和感情渲染过重。缺少新闻味，淡化时效性，作者直接站出来评点是非，用一连串概念启发受众的思维，已成为一些深度报道共有的毛病。要避免这些问题，必须把握好两个定位。一是角色定位。记者要摆正自己的位置，自己只是事件的反映者，不是法官，不是包公。二是报道角度定位。新闻是用事实说话的，事实的深刻胜于思辨的深刻。在报道中，用理论思辨深化新闻主题，强化新闻的社会意义，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是允许的，但不应过量运用。报道的重点还是要放在对深层事实的挖掘上，深层事实出来了，深层思想也就自然而然产生了。没有深层事实，只有一些自以为是的议论，这样的报道不是真正的深度报道。

　　第二，处理好长与短的关系。深度报道由于反映的是重大社会问题，事件错综，背景复杂，篇幅长也就在所难免。在报纸上应适当运用，而不要过量刊登。报纸的基本功能是传播信息，要增大信息量就必须依靠短新闻，短新闻应成为报纸版面的主体。在此，有两种不良倾向必须纠正：一是深度报道篇幅的人为拉长，画蛇添足，该短而不短；二是任何题材都想写成深度报道，结果造成深度报道没深度，空话废话一大篇，报纸杂志化，新闻文章化。

    （来源：中国新闻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