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纽约时报》网站9月7日发表美国副总统乔 拜登文章，题为《中国的崛起并不是美国的覆灭》：
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是在1979年，我们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后几个月的时候。中国当时刚刚开始经济改革，而我随同第一支参议院代表团见证了这一进展。上个月在中国各地访问时，我能看到中国在32年里有了多么巨大的改变，然而有关其非凡崛起的辩论仍然是老调重弹。
第一次访问时和现在一样，有人担心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对美国和世界意味着什么。现在，美国以及中国所处地区的一些人将中国的发展视为威胁，抱持着将发生一种冷战式对抗或是大国对峙的想法。一些中国人担心，我们在亚太地区的目标是遏制中国的崛起。我不赞同这些观点。
我深信，一个成功的中国能够使我们的国家更加繁荣，而不是不如现在繁荣。
由于贸易和投资把我们联系在一起，任何一方的成功都关系到另一方。在从全球安全到全球经济发展的诸多问题上，我们都面临着共同的挑战，肩负着共同的责任———我们也有合作的动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内阁(奥巴马内阁)努力让我们的关系建立在稳固基础上的原因。从我与习近平副主席共度的近12个小时来看，我确信，中国领导层同意我的观点。
我们通常把关注点放在中国对美国出口上，但是去年，美国公司对中国输出了总值超过1000亿美元的产品和服务，支撑着中国的数十万个就业机会。事实上，我们对中国出口的增速要远远超过我们对世界其他地方出口的增速。
我会晤的中国领导人都清楚，他们国家的经济必须从由出口、投资和重工业带动转变为更多由消费和服务带动。这包括，继续采取措施调整人民币币值并向外界提供进入中国市场的公平机会。随着美国人增加储蓄、而中国人增加消费，这一转变将提速，从而为我们带来机会。
美国和中国在合作的同时，也在竞争。我强烈地相信，美国能够而且必将因这一竞争而繁荣发展。
首先，我们必须正确地看待中国日益增强的经济实力。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字，美国目前的GDP接近15万亿美元，仍然相当于中国GDP的两倍多；我们的人均GDP超过4.7万美元，相当于中国的11倍。
尽管很多人都在谈论中国“持有”美国国债，但事实是，美国人持有着美国的国债。中国仅持有美国财政部发行的有价证券的8%，而美国人的持有量则近70%。我们作出的履行金融义务的不可动摇的承诺既是为了美国人的利益，也是为了海外投资者的利益。这就是美国从来没有不履行过自己的义务、而且也永远不会这么做的原因。
或许更加重要的是，21世纪的竞争在本质上更偏向美国。在20世纪，我们在衡量一个国家的财富时主要看的是它的自然资源、土地面积、人口和军队。而在2 1世纪，一个国家的真正财富在于其国民的创新精神和创造力。
正如我在成都对中国学生所言，美国人生性热衷创新。竞争是存在于我们社会的骨子里的。它让每一代美国人都把毕生精力投入在改变世界的想法上———从轧棉机到飞机、微芯片和互联网。
我们的实力要归功于我们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以及我们教育孩子的方式———不要只是接受既成的正统观念，而要去挑战和改进。对于自由表达的言论和热烈的辩论，我们不仅持容忍态度，而且进行赞扬。法治保护着私有财产、使投资具有可预见性，并确保人们不分贵贱都能得到法律保障。我们的大学仍然是全世界学生和学者的终极目标。我们欢迎拥有技巧、抱负和改善个人生活渴望的移民。
眼下看来，美国的强项就是中国的弱项。我在中国说过，要想完成向创新经济的过渡，它将必须敞开自己的体系，特别是对人权敞开体系。基本权利是普世的，而中国人民渴望拥有这些权利。自由能够使一个人释放出所有潜力，而没有自由则会滋生动荡。开放和自由的社会是最能促进长期增长、稳定、繁荣和创新的。
作为副总统，我在全世界的行程达50万英里。每次回到美国时，我总是对我们的未来怀有同样的信心。一些人或许会发出美国将覆灭的警告，但是我不在这些人之列。而且我向你们保证：从我在中国度过的时光看，中国人也不在这些人之列。
